全球轉型的第二個核心問題，乃是國內體制轉型與對外關系的相關性問題。作為這一種相互關系的最典型體現(xiàn)，莫過于冷戰(zhàn)終結以來的美俄關系。人們看到美俄雙邊關系周期和俄蘇國內政治周期的戲劇性的高度重合。

先來看俄羅斯與美國關系的周期性現(xiàn)象。

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直到當下，美俄（蘇）關系出現(xiàn)了一次又一次從緩和、“重啟”，然后又轉入危機、沖突的周期性過程。戈爾巴喬夫一度轟轟烈烈地改善美蘇關系，最終以蘇聯(lián)的突然解體而告終。葉利欽的“一邊倒”向西方靠攏，以此作為獨立后俄羅斯的選擇，但在世紀之交的科索沃戰(zhàn)爭中，美俄幾近不歡而散。普京上臺之初，同樣以首訪英國、合作美國、面向西方為出發(fā)點，但是到2007年，普京以一篇措辭犀利的慕尼黑講話，宣告了美俄角逐拉開序幕。梅德韋杰夫2008年上臺，盡管剛剛執(zhí)政的奧巴馬對他寄予高度期望，但俄美關系還是在格魯吉亞沖突、敘利亞戰(zhàn)爭和烏克蘭危機的硝煙彌漫以及普京回歸后，重歸沉寂。2016年底，特朗普大選獲勝，很想對美俄關系作一番突破，不料不僅沒有建功立業(yè)，相反卻激起建制派、反對派的強勁抵制。美俄關系再一次“重啟” 還未啟動，已胎死腹中。幾十年來，美俄間關系一次又一次地從接近到崩壞的循環(huán)過程之所以值得關注，是因為拜登開始執(zhí)政，克林頓、小布什、奧巴馬上臺之初都曾經(jīng)演過的美俄“重啟”的活劇是否會重演？事實證明，這類再三重演的歷史周期性現(xiàn)象，不會因為各有特性的個別政治人物的離場而消失，而一定會以另一種方式、借助于另一種機遇卷土重來。

小布什總統(tǒng)曾邀請普京總統(tǒng)到家中做客 資料圖來自新華網(wǎng)/AFP

在此同時，人們發(fā)現(xiàn)，與上述美俄關系周期性幾乎同步，還存在另一種內部的周期演進。也即，無論戈爾巴喬夫、葉利欽、普京，中間還有一段梅德韋杰夫與普京的“二人轉”，俄羅斯在歷次與美國關系“先揚后抑”的同時，幾乎每一屆政權都經(jīng)歷內部權力結構從分散到集中的過程。戈爾巴喬夫高舉 “民主化” 的旗幟上臺，但到蘇聯(lián)末年，他已轉向將蘇共中央總書記和新設的最高蘇維埃主席這兩大重任集于自己一身。葉利欽作為俄羅斯歷史上第一位“民選總統(tǒng)”登上舞臺，但臨到執(zhí)政晚期，要靠家族和寡頭才能維持政權。來自自由派陣營的普京上臺伊始，基本延續(xù)著20世紀90年代葉利欽時期的政治路線，但是從2003年開始，將地方權力回歸聯(lián)邦政府和對抱負過大的能源寡頭收緊管控，大大加強了國家對經(jīng)濟和輿論的調控。2008—2012年期間梅普 “二人轉”，一度釋放出俄羅斯趨于放松政治經(jīng)濟的態(tài)勢。然而2012年后普京重回總統(tǒng)大位，似乎一切又都回到了政府權力相對集中的過程。這樣一收一放、一緊一松反復出現(xiàn)的俄羅斯內部政治周期，究竟是因為何種原因與美俄關系的周期變化不謀而合地發(fā)生諧振？不管這一問題有何結論，毫無疑問的是，俄羅斯上述的集權分權、周而復始的政治周期，或遲或早、也定會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再次出現(xiàn)。

俄羅斯內部體制轉型與對外關系之間的這種緊密相關性，看似充滿戲劇性，但并不是一種特例。相反，在不同程度上或多或少地出現(xiàn)在其他大國關系之間。這就提醒人們，雖然各國獨立自主地選擇自己的國內體制，包括對之進行改革，這是不可動搖的準則。但是，不可忽視的是，各國國內的體制演進，尤其是大國國內體制的演進過程，不可避免地會在國家間關系中得到反映。

總之，為什么一個原本是傾向于“華盛頓共識”的全球轉型，會變成一個基于主權的，主張多元化、多樣化、多極化的另一類轉型，關鍵乃在于，這既是客觀自然的歷史進程，同時也是主觀地對意識形態(tài)和制度進行選擇的兩種基本進程相互作用的結果。而其中重要之點在于，一方面要高度關注國內體制變遷和對外關系的不可避免的相互關聯(lián)，而另一方面，不能再重復冷戰(zhàn)時期意識形態(tài)和對抗的老路。用兩句簡單的話語來概括：人間正道是滄桑，秩序和制度模式的構建，首先有賴于思想的健全。

三、 俄羅斯和中俄關系在全球轉型中的意義

當昔日世界霸權國家面臨著前所未見的困境之時，從危機轉向秩序的艱難進程，將自然而然地更多有賴于新興國家。而俄羅斯與中國又是其中的最為關鍵的兩個角色。它們如何來調處危機與秩序的關系，勢將會成為全球事務的焦點。

也就是在上述基辛格發(fā)出對于中美關系警告的同時，彭博新聞社幾位經(jīng)濟學家提出了對未來國際秩序的一個展望。他們認為：“冷戰(zhàn)結束——被譽為是歷史終結——其實只是一個篇章的結束和另一個篇章的開始。世界正處于混亂的過渡期。經(jīng)濟和政治力量中心從西方向東方、從自由市場向國家、從民主制向民粹主義轉移。對企業(yè)、投資者和決策者來說，歷史并沒有終結，它才剛剛開始?！痹诠P者看來，歷史上曾經(jīng)有過多次的東方和西方之爭、市場與國家之爭、民主與民粹之爭，以及與此相關的種種預判。但是，歷史選擇的結果，總是比預言家們的結論，要來得更加豐富多樣。

至少存在著三個頗有爭議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如何看待新興國家、特別是俄羅斯在全球轉型中的作用？

隨著新興經(jīng)濟體國家與傳統(tǒng)發(fā)達國家經(jīng)濟實力的接近與翻轉，在很多人的觀念中，國際力量對比的根本性變化，似乎正在比想象中更快地來臨。盡管歐美工業(yè)國家在軍事實力、科技創(chuàng)新、金融積累、教育水平、結盟能力等方面仍有優(yōu)勢，但是，在國內生產總值總量的增長、傳統(tǒng)文化的支持、大國規(guī)模、制度動員能力，以及未來體制改革的巨大空間等因素支持下，包括俄羅斯在內的新興國家對于轉型中世界的抱負與愿景，正在成為推動發(fā)展與變化的巨大動力。

雖然，對于俄羅斯的作用一直存有很多爭論。但是，第一，俄羅斯曾經(jīng)歷了上千年艱難困苦和篳路藍縷，才從一個來自東歐地區(qū)的小小邦國擴展成為世界頂級的大國。疆域迅速擴大所伴生的內外挑戰(zhàn)并非其他大國都具有的。其中，腥風血雨的內外博弈，大起大落的國家命運，高歌凱旋中的大國榮耀，也伴隨著家國命運的悲歡離合。這種頗為悲涼又孤獨的滄桑之感，是俄羅斯獨具的遺產。第二，俄國在拿破侖和希特勒兩次強敵的毀滅性入侵之后，英勇地打敗侵略者，捍衛(wèi)了國家領土完整和尊嚴。這是世界歷史的奇跡。35年前我在蘇聯(lián)留學的時候，朋友們就對我說，堅忍不拔是俄羅斯民族的獨特秉性。第三，俄羅斯不僅是一個 “戰(zhàn)斗民族”，而且還是一個有著非常豐富的人文積累和創(chuàng)造性思想的大國。在21世紀國際范式的轉變中，俄羅斯思想家們對舊世界的批判，對新世界的構想，起著幾乎是十分重要、但并不為很多人所知的關鍵作用。武器的批判固然厲害，但是對于人類而言，歸根到底還是很難與批判的武器的威力相比擬。雖然當下的俄羅斯正面臨內外巨大挑戰(zhàn)，尤其是經(jīng)濟低迷、又遭西方長期制裁的打擊，但是，這樣一個具有自己獨立特行的生命經(jīng)歷的重要大國，依然會在全球轉型各個領域中發(fā)揮特殊的作用。

當然，同樣需要高度關注的是，新興國家基于經(jīng)驗對前景充滿信心的同時，如何理性并冷靜地看待自己。這可能是比看待對手更需要慎重對待的問題。

今年5月，俄總統(tǒng)普京訪問中國，期間出席在哈爾濱舉辦的貿易博覽會。圖自俄羅斯衛(wèi)星社

第二個問題，中俄關系究竟是外部危機推動之下的權宜結合，還是具有強勁內生動力的自覺形成的戰(zhàn)略伙伴關系？

21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俄所推動緊密合作的伙伴關系，一定程度上的確是在一系列國際危機的外部推動之下，逐步形成的。比如，1998年亞洲和俄羅斯同時發(fā)生的金融危機；1999年科索沃戰(zhàn)爭和中國駐南聯(lián)盟大使館被炸；對世紀初恐怖主義襲擊的集體預感；2003年的伊拉克戰(zhàn)爭；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2014年的烏克蘭危機；以及當下的疫情和大國關系引起的波動，都一次又一次地推動著中俄的接近。這是一個不由人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外在的自然演進的過程。

同時，多年來中俄兩國的立意、決策、實踐和一系列成就表明：中俄關系完全需要，而且已逐步地從兩個巨大鄰國內生需求和自主意識出發(fā)，從兩個悠久文明國家的更多的精神與心靈的交流、而不單依靠物質關系與利益的互補——當然這也是非常重要的——來構建我們的相互關系。

對中俄關系的內生需求的認知，同時也由于21 世紀以來嶄新的大國關系形式——三邊關系的活躍，而顯得格外的迫切。

從世紀之交開始，國際政治進程中不光出現(xiàn)了美、歐、俄的三方關系的重構，差不多在同時還出現(xiàn)美、俄、中三方的互動。伊拉克戰(zhàn)爭中，人們首先發(fā)現(xiàn)歐美西方大國之間出現(xiàn)分歧，不再聽從傳統(tǒng)盟主號令，而是通過反戰(zhàn)以自保；同時，歐亞地區(qū)一系列危機中，俄、美、歐借重三邊關系構架，互動斡旋，以免大規(guī)模沖突升級。但是傳統(tǒng)大國構成的三方關系并未能遏制敘利亞、烏克蘭危機的深化。

在此背景之下，中、美、俄關系受到空前的關注。與冷戰(zhàn)時中、美、蘇互相敵對的三角博弈關系不同，總體而言，中、美、俄三方保持互相均衡、制約與合作，依然具有避免大規(guī)模沖突的可能。大國間關系存在著遠不止為擦槍走火的巨大風險，如若各方僅為尋租，勢必引發(fā)動蕩，而如若處理得好，則能帶來大國關系的穩(wěn)定。2018年后，中美兩國多項實力指標大大領先于其他國家，但中國卻遭到美國極限施壓，兩大國關系突陷低谷，頻生危機。包括俄羅斯在內的其他國家一度期待以中立、均衡、不選邊的立場，而不是如冷戰(zhàn)期間的拉幫結派的立場，來應對未來可能發(fā)生的沖突。

富于戲劇性的是，2022年俄烏沖突爆發(fā)后，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jīng)濟體與發(fā)展中國家群體，也以不選邊、不結盟、主張和平、反對戰(zhàn)爭的立場，似乎重演了三年前俄羅斯在中美關系突然走向沖突時所承擔的角色。大國三邊關系的輪回變化耐人尋味，也發(fā)人深省?？傊谌蜣D型的復雜進程中，不能只靠單打獨斗，甚至不限于雙邊合作，還需要更為明智務實而不失原則的三邊互動、規(guī)范制約、借力發(fā)力。新興國家應具有開闊的眼界和超越的思想高度，以更加靈活應變的態(tài)度，尤需以內生需求所帶來的定力，去承擔未來秩序構建的重任。

第三個問題，對中俄而言，重大危機處理與全球轉型存在著怎樣的相互關系？

全球轉型至少具有以下三種前景。其一，僅被動等待國際力量對比發(fā)生根本變化之后，才去求得持續(xù)多年的地區(qū)或全局危機，比如烏克蘭危機的徹底解決。其二，上述被催生加速的各種抱負和愿景之下，還沒等到全球轉型的條件成熟，已猝不及防地爆發(fā)大規(guī)模的沖突與危機。其三，與上述兩種前景相比，能否以更加理性穩(wěn)健、但更具遠見的態(tài)度，反其道而為之。也即，竭盡一切努力維護和平，反對戰(zhàn)爭，主動處理危機，堅信事在人為，推動全球轉型的條件趨于成熟。事實上，若干年前，當烏克蘭危機久拖不決，甚而可能會爆發(fā)難以控制的巨大風險的局面下，很多有識之士思考的不光是如何終結危機，而是如何從危機中尋找出路，并通過及時地解決危機，為實現(xiàn)向未來秩序的轉換做好鋪墊。在沖突不斷升級的今天，這樣的努力依然具有寶貴價值。

如果說，本序言所陳述問題與主客觀趨勢乃是本書寫作的基本線索和結構，那么，上述最后一點，是筆者所表達的從危機走向秩序的理想途徑，也是本書寫作最為關切的核心。

舊世界已然老去，而新世界尚未最終形成。客觀地說，當今的確是一個危機四伏的世界。但是，危機中又處處蘊含著建立新秩序的機遇。因此，只有善于從各種大大小小的危機處理中把握時機、發(fā)現(xiàn)機遇，把危機一步步轉化成相互信任基礎上的機制、體制與秩序，也不畏懼種種倒退和偏見，這樣，才能夠真正轉危為機、化敵為友，建立起一個共享穩(wěn)定與和平、發(fā)展與繁榮的新時代。

馮紹雷：《危機與秩序：全球轉型下的俄羅斯對外關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