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昨天，我收到了一封來自中國一所大學的郵件，郵件內容通知我原定于5月舉行的會議仍將如期舉行。這封信的作者意在指出，到會議召開的時候，中國將比歐洲或美國安全得多，并由此做出結論：中國模式要優(yōu)于西方模式。在一個大國競爭的時代，這場疫情為新一輪的文明沖突充當了近乎完美的背景板。

過去幾年，人們普遍認為中國將慢慢接受西方的價值觀，但現(xiàn)在他們意識到，中國當局堅定地致力于另一種模式，而且實際上正試圖將這種模式輸出至世界各地。我們都知道關乎模式之間的一場全面競爭早已打響，但從來沒有人清楚這場競賽發(fā)生的背景是什么。它會發(fā)生在根據(jù)西方的規(guī)則建立起來的全球金融貿易體系內嗎？對于該問題的肯定猜想致使許多美國人相信，他們能夠取得決定性的勝利。

而新型冠狀病毒的出現(xiàn)為這個問題提供了一個略有不同的答案。當代文明的沖突，就像過去類似的沖突一樣，從來都不是一場知識的戰(zhàn)爭，也不是一場思想的戰(zhàn)爭。最終的勝利者是那些掌握了技術并對自然力量更高層次掌控的人。

同樣，發(fā)生的背景也不是固定的，甚至是不穩(wěn)定的。從最初的新技術發(fā)展，到全球權力分配的變化侵蝕現(xiàn)存權力體系，再到如今出現(xiàn)的氣候變化和流行病，一系列都標志著這場沖突將在諸多領域展開。

與中國制造業(yè)實力或數(shù)字技術所構成的威脅相比，美國現(xiàn)在面臨的威脅更加微妙和危險。新型冠狀病毒打亂了人們的預期，并暴露了超出人們認知的弱點。在某種程度上，它迫使美國在中立的立場上與中國競爭，而這對于美國的社會穩(wěn)定是一種嶄新且意想不到的技術和政治威脅。

試著想一想：在中國，疫情爆發(fā)后有一座擁有數(shù)千萬人口的城市被封鎖；當中國達到美國現(xiàn)有感染統(tǒng)計數(shù)字時，已經有三所新醫(yī)院建成。即使這樣，仍然有人認為政府反應較為遲緩。因此，是什么讓美國人相信他們比當時的中國有著更好的處境？我聽到的唯一解釋是，美國和中國有不同的政治價值觀，但可以肯定的是，價值觀可以保護您免受世界影響這一說辭，是宗教的定義，而非科學的生活方式。

在這里，可能會回到上面關于疫情嚴重性的討論。迄今為止，美國在該流行病中最令人難忘的不是新建起的醫(yī)院，而是眾議院議員馬特?蓋茲（Matt Gaetz）戴著巨型防毒面具嘲笑新型冠狀病毒。而中國民眾察覺到這一點，并借此展開宣傳戰(zhàn)。

眾議院議員馬特·蓋茲戴著防毒面具嘲笑新型冠狀病毒

在此我想表達的是：你能相信美國在緊急情況下會做正確的事情嗎？

在過去的幾個月和硅谷精英們的幾次對話中，我試圖想說明美國已然忘記了一個關于現(xiàn)代社會本質的重要教訓，即技術的誕生是一個集體的努力，不可能僅僅通過個人的創(chuàng)造力來引進新的、革命性的技術。如果我們要充分利用新技術的好處，就必須改變體制和規(guī)則，改變社會習俗，并改變整個社會面貌。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意味著社會需要團結起來。當社會試圖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流行時，關乎技術的重要教訓不僅可以解釋泰勒?考恩(Tyler Cowen)和彼得?泰爾(Peter Thiel)所描述的“停滯”，同樣也能被證明其與應對疫情相關。但是，美國能作為一個整體行動嗎? 集體肌肉是否已經萎縮到不再按需要工作的程度了呢？

我的回答有所保留。因為我確信，我們仍然遺漏了美國社會真正的獨特之處。單憑無能似乎并不能解釋為何美國當局缺乏適當回應，這背后或許有其他原因。

在所有關于歐洲價值觀的討論中，意大利似乎借鑒了中國對冠狀病毒的大部分應對措施。這個國家采取了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來其他歐洲國家從未采取過的“限制人口流動”措施。意大利人只有在“緊急、可核實的工作情況和突發(fā)事件或健康原因”的情況下才被允許履行這一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