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以《論語》為出發(fā)點。但是《論語》言簡意賅，對于很多問題并沒有展開，光用這本書的話很可能會把自己的話塞到孔子口中去。孟子和荀子像是孔子的助教，把老師講的話給展開分析了。但是這兩者有很大不同，總得選擇一個。我完全可以選擇《荀子》，但最終還是選擇了《孟子》。這其中有我個人經歷的原因，我當年在北大旁聽課程的時候我的老師是馮友蘭和張岱年的學生，他們仍是按照“四書”的道路授課的。所以，我并不認為儒家就是以“四書”為基準，其實完全可以從董仲舒的思想做出一套儒家的政治哲學出來。但是不論用什么儒家文本，我覺得做研究總要提出一些別人沒提出過的、有建設性和批評性的想法出來。海外新儒家也重視《孟子》乃至四書，但是他們在政治與器物層面所提出的似乎之時給民主科學站臺，這樣的話，至少在政治與器物層面，就沒有讀儒家思想的意義了。

當然，作為一個有兩千年的傳統(tǒng)，儒家一直在發(fā)展。如果從一個流派的角度來看另一個流派，是會覺得對方的路子走歪了。但我不覺得，在我看來，儒家能在兩千年里一直有生命力就是因為它有著不斷進行自我更新的能力。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傾向，我個人對宋明時期談的“心性”沒太大興趣，這可能來自于我對多元主義的認同。每個人活著都要有一套安身立命的思想，對天地、世界和生死的一套認識。這一套思想每個人都不一樣，可每個人都需要，因為這是每個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套思想。但同時，個體之間其實很難說服對方接受自己的一套思想，因此在安身立命層面，人的思想是注定多元的。宋明理學，根據(jù)主流的說法，是很關心這一套思想的，所以很能呼應一部分人的需要，但也僅限于一部分人，并不具備普世性。

而我認為政治問題更具普遍性。不管你是基督徒還是穆斯林，都會希望生活在一個具有“共同底線”的社會中，比如說，無緣無故傷害別人要受到懲罰，想過自己宗教的節(jié)日可以不用被警察抓起來。因此，我認為政治處理的都是很“薄”的問題，但就是因為“薄”，反而是大家能夠共享的，那些“厚重”的東西反而會互相抵觸，很難有兼容性。

所以，我并不認為宋明理學走歪了，只是它缺乏普世性。我更喜歡先秦與漢代的儒學，因為那時候更多地還是從政治的角度來理解儒家的。而我選擇先秦儒家的原因是當時的思想家直面著周秦之際巨大的社會變革，他們的問題意識應該更強一些，而且是直接面對著問題說話。后代的很多儒家經常是通過先圣先賢的話來發(fā)言，缺乏直接性。西方也一樣，后代的許多學者其實是通過評論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觀點來抒發(fā)自己的意見，而不是直接去面對問題說話，等于隔了一層。先秦時期的人們面對的是政治大變局，思想也是被政治激發(fā)出來的。先秦諸子想的都是怎么恢復秩序，他們雖然也談做人和安身立命，比如如何做一個好君主，但這些都只是為了解決政治問題而誕生的副產品。而宋明時期的儒學突出了“內圣”，而把政治問題當成個人倫理的副產品。

白彤東教授英文新作《反對政治平等：儒家的案例》封面圖 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提供

觀察者網：您剛才提到儒家在兩千年中一直在發(fā)展，不同流派互相之間可能認為對方并非正統(tǒng)，不過他們都對孔孟思想進行了解讀、做注解，后代的學者也都一直在學。那我們應該如何了解孔孟真正的想法呢？

白彤東：我在這本書的開頭談到了馮友蘭的觀點，就是“照著講”和“接著講”。前者是按照原意去講，后者是按照孔孟的精神來應對當代的政治和倫理問題。我采取的是“接著講”這個方法，不過我在注解里也提到，這兩者其實都是相對的說法。就算是“接著講”，如果罔顧孔孟原來怎么講，只是借用孔孟的一些話來講自己的觀點，那就變成“借著講”了?！敖又v”必須有“照著講”的成分，必須對于文本有一定了解。當然，《論語》這樣的文本中很多字都有歧義，不過只要采取一種比較能站得住腳的解釋我覺得就能夠接受。

至于“照著講”，我的老師伯頓·德雷本在談到關于分析哲學奠基人弗雷格（Frege）一些想法的不同解釋之間的爭論時說道：“即使弗雷格復活，進了這間教室，也無法解決這一爭論。”因為我們無法保證這個弗雷格是否會說真話，是否真的理解了他當時提出的想法。我原來研究量子力學哲學，量子力學的一個重大發(fā)展是薛定諤方程的發(fā)現(xiàn)。對這個方程的意義的解釋有爭議，而其發(fā)現(xiàn)者薛定諤本人所持的解釋最終被物理學家的主流所拒斥。在這場爭論中，有人就說過：“薛定諤方程可能要比薛定諤聰明?！币驗檠Χㄖ@很可能自己并不完全理解他發(fā)現(xiàn)的方程的真正含義。所以，即使孔孟復活，有些關于他們思想的“原意”爭論，還是無法解決。

其實所謂的“原意”是柏拉圖洞穴之喻的內在化。這個比喻是說，我們生活在一個虛假的洞穴中，洞穴之上才是充滿陽光的真實世界。強調原意、強調絕對的“照著講”，相當于說，孔孟腦子相當于陽光下的真實世界，只有我們去接觸他們腦子里那些想法之后才會明白什么是他們的原意。但這是不可能的。其實，他們自己是怎么去“看到”他們腦子里那個“陽光世界”的呢？絕對真實的原意其實是形而上學的幻想。

我在做研究的過程中覺得自己要盡量不違背對文本的最基本的理解，我有新的理解時也會去找相對可靠的根據(jù)。不過我更關心在具備一些對孔孟思想基本的理解之后應該怎么面對現(xiàn)代的問題。

觀察者網：您在書中說哲學家的偉大并不取決于他們來到這世界上的早晚，而在于他們思想的深度。請問如何去鑒定一個哲學家思想的“深度”？

白彤東：哲學家面對的問題是我們活著都需要面對的、卻在可預見的未來無法找出一個大家都公認的解決方法的問題。所以，對于這些問題提出的解決方法未必會隨著時代的進步而進步。不像科學問題，比如說制造內燃機，一定會隨著時間的推移找出更好的方法，并且能找到一個標準去評判。成為一個偉大的物理學家，也不需要去讀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或者牛頓的原著。但是， “當代哲學家的研究一定比之前的研究要好”、“兩千年前的思想已經過時了”的想法，卻未必成立。

兩千年流傳下來的文本是經過了兩千年的淘汰的，有無數(shù)聰明的腦袋曾經研究過，甚至挑戰(zhàn)過。當然，可能有人會說因為印刷術不發(fā)達，所以有些文本就失傳了。可反過來想想，即使在印刷術不發(fā)達的時代，《論語》這樣的文本還是流傳下來了，不正是說明了它們經過了兩千年的考驗嗎？而最近二十年流行的東西只經過了二十年的考驗。從常識上判斷，哪種文本更可能帶給你更深刻的觀察？當然是兩千年流傳下來的經典。不過，這只是常識上的判斷，做研究的話還是得去讀，看看能否讀出一些深刻的想法。因此，最終還是得靠讀者去把“微言大義”找出來，只是通過讀經典能讀出“微言大義“的幾率我認為更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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