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看到俄國人就想到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失去的領土……涉及到民族尊嚴啊，非得把他們擺平不可！”

誰能想到這話出自時任臺北市長的“馬娘娘”之口？或許，年初馬英九不顧美國反對和警告，毅然登上太平島宣示“主權”，算是沒有辜負這滿腔熱情。

如今，島內 “綠地”漫山遍野，“藍天”只待追憶，國民黨空剩豪情了？也不盡然。還是國民黨黨主席參選人洪秀柱說到了點上：國民黨“在不該模糊的地方模糊了，在不該妥協的地方妥協了，也在不該姑息的地方姑息了，更在不該放棄的地方放棄了?！?

國民黨這家“百年老店”若想東山再起，還真要往回看，從老祖宗那里學點“秘方”，比如解放前的蒙藏委員會。

袁世凱、蔣介石繼承孫中山“蒙藏”衣缽

成立于1928年的蒙藏委員會，為國民政府掌管蒙古、西藏等少數民族事務的中央機構，其前身為北洋政府時期的蒙藏事務局。

由于清末治藏政策失誤，西藏地方矛盾重重，再加上辛亥革命爆發(fā)，被帝國主義鉆了空隙，特別是英國，除了武裝入侵中國的洛隅、察隅地區(qū)，還在西藏上層培植親英勢力，圖謀分裂西藏。

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之際，發(fā)表《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言》，其中明確指出：“國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武漢首義，十余省先后‘獨立’。所謂‘獨立’，對于清廷為脫離，對于各省為聯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動既一，決無岐趨，樞機成于中央，斯經緯周于四至，是曰領土之統一。”

雖然袁世凱篡奪了臨時大總統之位，但在蒙藏等邊疆民族問題上，他還是繼承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規(guī)定的五族共和、國家領土統一的政綱以及處理蒙藏等邊疆民族問題最基本的政治原則。為此，袁世凱設立了特別機關，名為蒙藏事務局，隸屬內務部。1914年，袁世凱廢止國務院官制、改設政事堂后，將蒙藏事務局改為直屬大總統的蒙藏院，地位與各部相同。

歷史如走馬燈，一個個人物粉墨登場，但蒙藏事務管理機構卻堅持了下來。國民政府初步完成全國統一后，蔣介石于1928年12月27日頒令：“任命閻錫山、恩克巴圖、班禪額爾德尼、李培天、諾那呼圖克圖為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委員。此令。特任閻錫山為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委員長。此令?！贝文?月1日，蒙藏委員會正式成立，隸屬于行政院，為中央主管蒙藏政務之最高機關。

不得不說，蒙藏委員會自1929年3月13日正式行使職權至1949年國民黨敗逃臺灣這段時間，為穩(wěn)定邊疆、維護祖國統一，做出了積極的努力。

其中，意義最為重大的當屬見證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維持了中央對達賴轉世事宜上的歷史定制。

第一部活佛轉世法規(guī)就是國民政府定的

達賴喇嘛的歷史地位和影響與中央政府的封授密不可分。1653年，五世達賴喇嘛阿旺羅桑嘉措應召到北京覲見順治皇帝，被封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喇怛喇達賴喇嘛”，并賜金冊金印，達賴喇嘛的封號及其政教地位因而得以正式確定。從此以后，歷世達賴喇嘛的轉世須經中央政府批準并冊封的制度遂成定制。

活佛轉世制度形成之初，宗教儀軌和管理制度并不完善，由于受到世俗社會的影響和爭權奪利者的操控，轉世靈童尋訪認定過程中弊端叢生，漸失其本意。為規(guī)范轉世靈童尋訪認定工作，防止徇私舞弊案件的發(fā)生，乾隆皇帝將金瓶掣簽制度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下來，從而實現了活佛轉世管理的規(guī)范化和法制化，尤其重要的是，金瓶掣簽制度中的準予掣簽權、免于掣簽權、批準認定權集中掌控于中央，體現了中央政府在藏傳佛教大活佛轉世問題上的權威。

進入20世紀以來，由于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西藏在內外勢力的勾結下，與中央漸行漸遠。歷屆中央政府都設置了蒙藏事務機構，然而，國民黨領導的中央實力微弱，應對軍閥戰(zhàn)爭、外敵入侵尚且不足，對于邊疆地區(qū)更是有心無力，鞭長莫及。就在中華民族前途命運風雨飄搖的時期，十三世達賴喇嘛于1933年12月17日圓寂，不少覬覦西藏的蠢蠢欲動之士將此視作天賜良機，意圖在尋找轉世靈童一事上大做文章。

十三世達賴喇嘛

這一回，國民政府沒有選擇妥協、姑息，而是步步為營，贏得了“斗爭”的勝利。

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四天后，國民政府決定特派參謀本部次長兼邊防組主任黃慕松為致祭達賴專使，率使團趕赴拉薩致祭。

致祭使團一行于1934年8月28日抵達拉薩，熱振攝政的代表和噶廈成員率領儀仗隊到達距離拉薩四英里的地方迎接，并進獻哈達。當時，拉薩大街小巷貼滿黃慕松專使的漢藏文告，指明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為已故達賴喇嘛敬獻冊封玉冊、玉印后，蒙藏委員會議定留下委員劉樸忱、蔣至余二人，負責中央與噶廈的接觸，并設電臺為聯絡之用。這也是后來的駐藏辦事處的雛形。

接下來，事情開始變得詭譎起來。噶廈在青海尋得靈童后并未向中央政府報告，而是打算秘密送回西藏。據蒙藏委員會駐拉薩的代表報告，西藏地方政府中有人也欲撇開中央政府，在達賴認定上“自彈自唱”。時任青海省主席馬步芳在得知這一消息后，當即通報國民政府。

蒙藏委員會認為新達賴的認定坐床事關大局，不能由西藏地方違背舊制自行其是，應先與西藏地方商定掣簽儀式，再送青海靈童入藏。

于是，就有了1936年民國政府頒布的《喇嘛轉世辦法》。這是第一個由中央政府頒布的活佛轉世管理法規(guī)，該辦法延續(xù)了清朝中央政府對有影響的大活佛轉世管理的精神，沿用了金瓶掣簽制度和清代《理藩院則例》中有關活佛轉世問題的規(guī)定，強調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等大活佛圓寂后須由該管地方最高行政機關報蒙藏委員會備案，轉世靈童的備選靈童必須在2人以上經金瓶掣簽確認靈童的原則，同時強調了中央特派大員前往主持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等坐床的原則。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西藏內部分親英派、親中央派和本土派三大勢力，在靈童選定上各有打算，而時任西藏攝政的熱振活佛傾向于親中央，密電國民政府希望盡快將青海靈通送回西藏，并免去金瓶掣簽，以免其他勢力從中手腳。之后，在國民政府的協調下，青海靈童被送回拉薩，成為達賴繼承人，也就是今天的十四世達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