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將會用冷冰冰的事實，無情地告訴后人：如果一個政治家被輿論操縱，將會產(chǎn)生多么可怕的后果。

最近，德國總理默克爾的政黨基民盟在柏林地方選舉中遭受慘敗。與之相應的是，極右翼另類備選則取得了非凡的成功，一步跨入柏林市議會，實現(xiàn)了歷史性突破。

受選舉結果的打擊，默克爾在選后對自身的難民政策作出了懺悔。但事實上，默克爾難民政策的破壞效應并不僅僅局限于選舉，從長遠來看，默克爾還將把整個歐洲的未來甩上毀滅的祭壇。

毫無疑問，默克爾大規(guī)模引入難民的決定是在左翼作家、媒體和娛樂明星的聯(lián)合鼓動下輕率做出的。眾所周知，當默克爾不顧安全部門的疑慮，下決心引入難民時，全世界的媒體幾乎全在為默克爾唱贊歌，西方學界領袖更毫不吝嗇對默克爾的贊美，被媒體譽為“諾貝爾和平獎重量級分析學者”的哈普維肯直接將默克爾視為新時代的“道德領袖”。凡此種種，不絕于耳。也正是這種鋪天蓋地的輿論狂潮，淹沒了決策者默克爾的最后一絲理智，使其做出了近乎瘋狂的決定。

對于默克爾大規(guī)模引入難民的決定，知名媒體《紐約時報》和《金融時報》欣喜若狂，紛紛將默克爾視為世界最杰出的領袖，《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科恩甚至將她譽為“相等于、甚至超越”德國前總理阿登納、施密特和科爾的史上“最杰出歐洲領導人”。

僅僅在2015年5個月時間里，德國吸收的難民數(shù)量就超過了100多萬，這相當于德國總人口的1.6%。2015年，德國接收難民所花費的費用，就已經(jīng)超過211億歐元(約226億美元，1441.13億人民幣)，極大地加劇了德國的財政負擔。不過，金錢問題僅僅是默克爾難民政策負面后果中最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

因為，無論從各方面來看，引入的穆斯林難民很難融入歐洲世俗文化，這就意味著德國將會因為默克爾的決策，出現(xiàn)難以避免、且將愈演愈烈的文化沖突甚至宗教戰(zhàn)爭。而這種預判，絕非危言聳聽的虛妄之詞。

首先，穆斯林具有堅定不移的宗教信仰和文化歸屬。從歷史上看，無論是千百年前開始散居在中國的穆斯林信徒，還是奧斯曼帝國遺留在歐洲巴爾干的波黑穆族，以及突厥人遺留在印度的穆斯林，都在強大異質(zhì)文化的重重包圍下頑強地保持著對宗教的虔誠。而在法國、瑞典、英國，當?shù)氐哪滤沽謳状藞允刂约旱淖诮?，他們不但能夠抗拒西方文明的融化，還能分解吸收西方人口的皈依。無數(shù)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時代背景的相同事實表明，默克爾引入的穆斯林難民將永遠不可能被歐洲文明所同化。

其次，穆斯林移民的教育水平相對不高，以及難以適應西方工薪社會的宗教習慣，再加上語言難題，將使大部分穆斯林移民很難在西方社會看到上升通道，以至于走向極端。由于穆斯林社會相比西方式教育，更注重宗教教育，這就使得穆斯林在就業(yè)競爭市場上淪為不擇不扣的弱勢群體，而穆斯林不吃豬肉、每日五次禮拜和戒齋的宗教習慣更難以適應西方式的工薪環(huán)境，這也意味著穆斯林年輕人將很難在西方社會找到自己的出路。為此，他們不得不投入宗教熱情的環(huán)抱，并大量淪為宗教激進分子。

法國社會黨議員比伯尼曾表示:“法國穆斯林大量在古蘭經(jīng)學校，而非正常學校就讀，這為法國穆斯林的受教育狀況敲響了警鐘?！倍聦嵰脖砻?，大量恐怖分子來自于經(jīng)學校園，因為難以找到正常工作，而變得宗教狂熱。伊斯蘭國領袖巴格拉迪就是如此。

同時，德國穆斯林難民大部分都是散盡家財，懷著“德國夢”歷經(jīng)千辛萬苦，一貧如洗地進入德國，而后他們還將在德國承受最底層的生活。毫無疑問，在巨大的期望落差之下，再加上宗教隔閡，難民們必然大失所望甚至產(chǎn)生憎恨，由于這些難民大多經(jīng)歷過戰(zhàn)爭的洗禮，他們更加傾向于以暴力手段傾瀉自己的不滿，從而引發(fā)無窮無盡的社會問題甚至災難。如果再考慮到穆斯林遠遠高于德國本土人的生育率，那么大量的穆斯林難民瞬間涌入將會對德國的未來產(chǎn)生深遠的影響。

就像我們所看到的那樣，難民的涌入不但造成了嚴重的社會治安難題，還催生了前所未有的恐怖狂潮和政治海嘯。

德國《經(jīng)濟數(shù)據(jù)》表明,2015年底，難民狀告聯(lián)邦移民與難民局“不作為”的案子就已接近2300件。截至2016年5月，這一數(shù)字竟然升至近6000件。而伴隨著犯罪數(shù)量迅速飆升的是，難民與本地民眾、難民與難民之間的劇烈沖突，2015年9月，德國中部城市卡塞爾的一處難民居住營地在一日之內(nèi)發(fā)生3次大規(guī)模沖突；2016年1月，德國科隆發(fā)生難民對德國本地民眾的大規(guī)模性侵；2016年9月，德國薩克森州包岑鎮(zhèn)發(fā)生當?shù)孛癖姾碗y民之間的大規(guī)模斗毆。而類似的事件在現(xiàn)今的德國早已數(shù)不勝數(shù)。

與治安事件層出不窮相應的是德國恐怖襲擊的頻發(fā)：2016年7月，德國僅在一周之內(nèi)就發(fā)生了四起恐怖襲擊，頻率之高超乎想象。最終，難民危機全面重創(chuàng)了德國傳統(tǒng)政治力量的權威，并為激進政治勢力的覺醒制造了足夠的道德土壤。

激進反穆斯林的德國政黨AFD，在默克爾難民決策的幫助下迅速崛起

遺憾的是，當上百萬的難民瞬間涌入，并大規(guī)模地群居在德國境內(nèi)之時，那些真正有識之士，就已經(jīng)意識到德國不可能再有效遣返難民了。因為，這些難民正是聽信了默克爾的號召，才不遠萬里跑來德國，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為了進入德國，幾乎已經(jīng)身無分文，在習慣了德國相對舒適的生活之后，大部分難民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再回到殘垣斷壁的家鄉(xiāng)了。而如此規(guī)模性的難民群聚形成之后，任何對他們的遣返都會遭到劇烈的反抗甚至引發(fā)全面暴亂，這也意味著在德國現(xiàn)有制度下，難民的進入將會形成再也無法改變的既定事實，即紛亂的社會治安和愈演愈烈的恐怖襲擊將會繼續(xù)陪伴德國和歐洲——而這一切，都是默克爾造成的。

默克爾的難民政策，迫使英國走向脫歐，同時讓東歐國家與西歐陷入前所未有的分裂，整個歐盟幾乎瀕臨崩潰

實際上，可憐從不等同于無害，難民并不意味著朋友?，F(xiàn)實的冷酷將遠不止于目前歐洲所看到的小打小鬧，歷史上：

滅亡羅馬的日耳曼蠻族就是逃避匈人的難民；滅亡西晉的五部匈奴就是逃避北匈奴和鮮卑的難民；竊據(jù)河西走廊的西夏黨項人是逃避吐蕃的難民；而滅亡明朝的建州女真就是逃避朝鮮迫害的難民（努爾哈赤六世祖猛哥貼木爾）。歷史上從來就不存在什么有恩必報，歷史只存在有機必趁。

公元376年，居住在多瑙河下游的西哥特日耳曼人遭到匈人的殺掠，大量的日耳曼難民跪伏在羅馬帝國邊境祈求庇護，羅馬皇帝瓦林斯為了彰顯自己的仁慈，不顧邊境將領的反對，準許這些難民部落進入。僅僅兩年之后，由于難以忍受羅馬帝國的生活境遇，群居的西哥特人發(fā)動叛亂，并成功取得在帝國境內(nèi)自由遷徙的權利，這掀開了羅馬帝國的崩潰進程。

德國畫家Otto Knille的作品《日耳曼人在流亡途中》，講述了日耳曼難民為了逃避匈人屠殺，逃亡羅馬避難——這些日耳曼野蠻人最終滅亡了接納他們的羅馬帝國。

1600年后，歷史重復著相同的故事。穆斯林或為了躲避戰(zhàn)爭，或為了富裕的生活，成群結隊地涌入歐洲。

所以，無論是暴力襲擊的愈演愈烈，還是極右翼政黨的迅速崛起，都只是默克爾難民政策負面效應的開始，而非結束。這些讓人恐懼不安的現(xiàn)實只是為歐洲昭示了一個并不遙遠的未來：要么法西斯化，或者伊斯蘭化。

總之，曾經(jīng)歐洲的寬容和美好將隨著去年夏天的瞬間沖動永遠一去不復返了。

（本文原載于微信公眾號“陶太郎”，ID:"wtt0316606212"，經(jīng)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