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睿】

在臺灣“太陽花學運”四周年前夕的“二·二八”紀念日當天，國臺辦公布31條重磅惠臺措施。這項“惠臺新政”被喻為超級“國民待遇”，由其引發(fā)臺灣當局的“吞并焦慮”和“獨派”媒體的“統(tǒng)戰(zhàn)恐慌”，可見該措施精準與深刻之一斑。

然而有一個問題是，“惠臺新政”在實際執(zhí)行上，是否或是否應該無差別對待？更進一步地說，“惠臺”對象是否或是否應該包括四年前的“太陽花學運”成員？

“太陽花學運”：一場失敗的演出

島上某些勢力原本預期破壞兩岸關系和平發(fā)展，來呼應美日同盟或印太戰(zhàn)略以賺取一些政治好處，也就是在打皮肉戰(zhàn)的算盤。沒想到北京不按照他們的指導下棋，而堅持和平統(tǒng)一的路線，“惠臺新政”直接威脅他們的神經。

光是去年一整年下來煞有介事的軍事演習（“逃跑演習”），就都白練了，而且成為笑柄。拿不出“臺獨時間表”的人，企圖以煽動兩岸民粹的方式，來逼迫拿出“統(tǒng)一時間表”的一方陷入戰(zhàn)略被動的念想，也落空了，還賠上被看破的底牌──“臺獨”不但沒有辦法，甚至不是目標，目標只在于搞砸臺灣。否則，就不該是演習“逃跑”，而應該準備“殉道”。

確切地說，“獨派”原想呼應外部勢力，把臺灣搞成更大筆的負債，以破壞中國復興的進程。但現(xiàn)在有“惠臺新政”對付債務赤字，臺灣這筆帳就不得不重算。

在2014年“太陽花學運”之前的41個月內，大陸對臺服貿投資就達到新臺幣135.1億元；而“太陽花學運”之后的41個月內，大陸的對臺服貿投資更高達新臺幣156.9億元。再從臺北的“新南向政策”來看，“太陽花學運”成功翻轉島內的政治生態(tài)以后，臺灣當局端出的“新南向政策”才一年多，就已告失敗。以2017年1～9月臺灣經濟的出口成長為例，臺灣對“新南向”18國出口成長15.2%，進口卻成長25.4%，使貿易順差減少6400萬美元；同時期臺灣對大陸出口則成長22.7%，大陸對臺灣出口成長的貢獻達40%，遠高于“新南向”18國。2017年臺灣的全年經濟成長率是2.86%，總進出口貿易順差是578.8億美元，而其中對大陸(含香港)的貿易順差達787億美元，超過全年的順差總額。

上述事實已說明，“太陽花學運”是一場失敗的演出，一場多數(shù)成員搞不清楚內容與環(huán)境的島上政治運動，并沒有改變臺海兩岸間的經濟規(guī)律，反而更凸顯兩岸統(tǒng)一的大勢。

資料圖 圖源臺媒

只不過，“太陽花學運”在證明臺灣“三權分立”體制失衡方面，卻是成功的。正如網民相傳某學運頭目頭目的說法：“他們若有罪，而我們無罪，只會顯得臺灣司法體系仍存在虛矯（虛偽）……這個無罪判決，屬于這場運動，屬于臺灣，更屬于臺灣人。”

如果說，阻斷“兩岸服務貿易協(xié)議”的學運頭目被判無罪；那么，臺灣的司法體系是否該向一年多來無力阻斷兩岸經貿增長的當局者問罪？而如果給予臺灣人謀生市場的“惠臺新政”要問罪，那么耗費臺灣人家底的“對臺軍售”呢？

“太陽花學運”無罪判決的理由是：“服貿議題影響我國經濟活動甚巨，于社會景氣普遍欠佳之情狀下，就業(yè)機會是否會遭剝奪？是否影響其等經濟收入？”然而，自2016年中迄今，臺灣的經濟景氣依舊仰賴對大陸的貿易順差來撐持，且有許多臺灣人紛紛前往大陸爭取升學或就業(yè)機會，而不是大陸人來“三限六不”的臺灣“剝奪”就業(yè)的機會。再說，臺灣當局單方面的阻斷大陸對臺交流，使許多勞工和教師的經濟收入因為陸客陸生減少而斷炊，在當局無能制造內需和就業(yè)市場的環(huán)境下，反而促成臺商、臺勞、臺干、臺生西進大陸謀生。

如此看來，“太陽花學運”的結果，是走向“太陽花學運”目的的相反面去，而臺灣司法體系卻給予無罪判決，這反映了臺灣司法判決目的和結果之間的悖論，也就是學運頭目所謂的“虛矯”。這個“虛矯”的無罪判決，“屬于這場運動，屬于臺灣，更屬于臺灣人”。

而如果無罪判決是“虛矯”，那么有罪判決恐怕也只是一種政治判決的延伸。針對大陸31條“惠臺新政”，臺灣當局在開不出“新南向”活路的條件下，卻打算祭出修法“反惠臺”，以阻斷臺灣人西進的生路。若這種殘民以逞的作為成真，就是臺灣司法淪為政黨工具的悲哀。相較于大陸惠臺的“國民待遇”，臺灣司法若以“罪犯待遇”繩住民眾，則無異于上世紀戒嚴傳統(tǒng)的重新感受，更無所謂民主制衡可言。

許金玉──爭取“國民待遇”和面對“反共戒嚴”

正是在爭取“國民待遇”和面對“反共戒嚴”這件事上，讓人聯(lián)想到今年二二八紀念日在臺灣大學社科院一場座談的故事主角──許金玉。臺灣作家藍博洲的新書《春天──許金玉與辜金良的路》，為大家講述一個上世紀中葉關于兩岸“國民待遇”和“反共戒嚴”斗爭者兼受難人的故事：

視頻拍攝/賀克 視頻制作/觀察者網 劉琳

許金玉，1921年出生于臺北萬華一個以苦力營生的家庭，她和另外三個姊妹自小就被送人當養(yǎng)女。幸運的是，養(yǎng)父母很疼惜她，供她上學讀書。不過，深具民族意識的養(yǎng)父不愿她接受太多日據(jù)下的教育，于是小學畢業(yè)后，許金玉白天當女工，晚上則偷學漢語。

由于養(yǎng)父母無親生子女，在當時臺灣的社會條件下，為了延續(xù)香火的問題，成年的許金玉不能自主婚姻，竟而蹉跎了這樁事。但也因此，她真正走出家庭去工作。1944年，她以流利的日文考取郵政局的職務，但由于在日本殖民統(tǒng)治下的差別待遇，月薪比在工廠時還少。1945年臺灣光復，臺灣行政長官陳儀在廣播中說的頭一句話──“親愛的臺灣同胞”，就觸動這個不擅言詞又向來害羞的年輕女子的淚。

然而，因為日殖時代管理和技術階層的日本人在戰(zhàn)后遭遣返，普遍作為殖民體制下低階勞力的臺灣人所無法勝任的職業(yè)空缺，就由大陸輸入相應的人力來填補。而國民政府在光復初期沒能整合好兩岸體制落差造成的不公待遇，使得省內外人員既不同工，也不同酬；加上語言不通和生活習慣差異等問題，迅速讓省籍隔閡浮上臺面。不過，1946年9月，江蘇籍的計梅真和錢靜芝等中共地下黨人來臺擔任郵工補習學校的國語教員以后，讓年輕的許金玉刮目相看。

通過作文“我的志愿”，計梅真認識到許金玉的身世與懷抱。于是，在計梅真的啟蒙下，許金玉走向群眾，走向爭取省內外同胞同工同酬的工運。1948年底，許金玉等二十名臺灣省郵務工會代表前往上海和南京，希望為臺籍員工爭取到“歸班”的權益。但困于內戰(zhàn)的國民黨政府，并沒有放心力在這個島上的“國民待遇”問題。

（圖片來源：藍博洲提供）

1949年3月26日，臺灣光復后的第一次大規(guī)模工人請愿游行，朝著省政府方向出發(fā)。作為郵務工會兼游行請愿代表，許金玉等人當面向省府主席陳誠訴愿。同年5月，臺灣省內郵工的“歸班”問題得到解決。然而，隨著國民黨政府敗退臺灣與“反共戒嚴”的徹底實施，加上中共地下黨領導蔡孝乾的被捕與口供，牽連30余人的“臺灣省工委會郵電總支部計梅真等叛亂案”成立，計、錢二教員刑死，許金玉被判刑15年。

刑滿時的許金玉已屆中年，青春韶光付與工運和牢獄；背負著叛亂犯印記的“更生人”重回社會，卻是“小牢換大牢”的另一種徒刑的開始。許金玉和她中年結伴的政治犯丈夫辜金良，面對普遍的社會誤解乃至歧視，加上特務的恐嚇騷擾，在南臺灣的屏東做皮蛋營生，繼續(xù)她們艱難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