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狀病毒在歲末年初襲擊了中國，直擊中國地理位置上的心臟地帶。

這個病毒狡猾之至，選擇在一年之中中國人流動量最大、最為忙碌最缺乏警惕性之時，從一個千萬人口的中心城市下手。

但是，中國科學家從接到應戰(zhàn)的命令，到判斷病毒類別只花了一夜時間，測出全基因組序列只花了3天時間，分離出病毒元兇只花了1周時間。

如果沒有這些，至今我們都不知敵人是誰，臨床上不能確診，流行趨勢難以判斷，藥物篩選沒有實驗檢測方法。

科學研究不同于臨床，不同于生產，不直接滿足民眾的健康和消費需求，但它是臨床和生產的基礎。這一點，民眾不總能記得，科學家們自身有時也會忽略。

同樣被忘卻的還有大疫面前的戰(zhàn)時思維。面對疫情，如同救命、救火，對于此等大事，民眾不在乎科學上是否站得住腳，只關注結果是什么。

但是，未經演習的科學家如果把握不住節(jié)奏，拼命做事卻可能落得一身罵名。

值得關注的是，一個多月來，被罵的除了官員就是科學家。

官員挨人民群眾的罵，我不做議論，他們要靠理想信念，靠責任擔當。

但是科學家挨罵，我覺得需要拍拍他們肩膀，做一個加油鼓勁的動作，相信他們選擇這個職業(yè)也必有理想，必有信念。報國為民，不在乎誤解，不憚于逆流。

圍毆科學家的有自媒體，也有一批官媒。

科學家們在加緊病毒溯源、藥物研發(fā)，某些媒體卻在科學家后背練槍，甚至以“扒”科學家的個人生活取樂。

自媒體成分復雜，自有他們的生存之道，但是某些官媒也參與嘲諷科學家。

只想弱弱地問一句：是不是忘了自己正是需要補足科學素養(yǎng)的關鍵人群，忘了自己在這場大戰(zhàn)布局中的位置和任務？

大疫當前就是大戰(zhàn)當前，不要做瓦解政府、民眾與科學界相互信任的事。

回顧近期媒體事件，實際上有的人是基于錯誤的信息做了正確的事，有的人是基于正確的信息卻做了不符合戰(zhàn)時要求的事。

讓我們來簡單分析一下3個事例。

最早報出疫病信號的是武漢華南海鮮市場附近的湖北省中西醫(yī)結合醫(yī)院和武漢中心醫(yī)院后湖院區(qū)。

其中，中心醫(yī)院眼科的李文亮醫(yī)生得知本院收治的呼吸道病人檢出“SARS”病毒，于12月30號在同學群發(fā)出警報，華南海鮮市場確診了7例SARS，要提醒家人注意防范。

這一信息被微信群傳播，李文亮等人在1月1日被警方訓誡，這就是此次疫情初期的8人謠言事件。

警方定性這一事件是有依據的，因為12月30日當地疾控中心已委托中科院武漢病毒所進行檢測，結果否定了SARS病毒感染，而確定為一種新型冠狀病毒。

從后來的報道追溯當時發(fā)生的情況是，有兩家生物技術公司分別與中國醫(yī)學科學院病原研究所和當地醫(yī)院合作，進行病人肺部灌洗液宏基因組分析，發(fā)現了冠狀病毒的存在。

一家公司的分析報告稱此種病毒為類似SARS病毒的冠狀病毒，而另外一家則直接稱之為SARS病毒。

顯然，稱之為SARS病毒的分析是粗糙的，在科學上是錯誤的。李文亮醫(yī)生看到的分析報告很可能正是來自于后一家公司。

他沒有像中西醫(yī)結合醫(yī)院的張繼先醫(yī)生那樣按法定程序報送衛(wèi)健委，而是私自在微信群傳播。

但是，他恰恰成為最早向民眾發(fā)出警報的人，被民眾廣泛稱贊。

國家衛(wèi)健委在接到報告后立即指派專家組奔赴湖北調查疫情，隨后的故事已經廣為人知。

關于何時發(fā)現新型冠狀病毒人傳人，中國疾控中心副主任馮子健坦誠回應，早期已經有人傳人的看法，但是要作出一個在科學上站得住腳的結論需要調查核實、分析判斷，尤其要基于對新型病毒的檢測避免與季節(jié)性流感、腺病毒感染相混淆。

所以，一直到1月20號才有一個肯定的結論。

是的，結論確實專業(yè)、可靠，達到在國際一流刊物發(fā)表的水平，但是從百姓和政府看來，人命關天的大事被耽擱了3周時間。

與這批專家的謹慎再謹慎相對照，另一批戰(zhàn)時狀態(tài)被激發(fā)的科學家夜以繼日地開展候選藥物的研發(fā)，有了驚喜的發(fā)現卻過早激動地說出了口，又承受一波媒體狂毆。

篩選候選藥物的思路是對的，應對新型病毒疫情需要從已經批準使用的藥物中篩選，這樣可以省去對人體毒副作用的擔憂，以及許多其他試驗和審批程序。這樣的藥物可以盡快進入臨床研究。

中科院藥物所和武漢病毒所合作，篩選到了若干候選藥物，其中包括百姓較為熟悉的雙黃連口服液。

之前，根據分子結構計算和預測已經有幾家團隊提出多種候選藥物。但是，只有藥物所和病毒所的合作團隊能夠在細胞水平檢測對新型冠狀病毒的抑制作用。

這是用科學實驗方法真正觀察到的生物學效應，而不僅僅是運算預測的結果。

正因為武漢病毒所分離出了病毒，建立了細胞感染體系，他們才能夠開展這樣的檢測。

所以，這一結果確實是值得高興的。不是說只在細胞水平發(fā)現抑制效果就是一文不值的，就是可笑的低級的。

弗萊明當年發(fā)現青霉素就是偶然在培養(yǎng)平板上發(fā)現了霉菌抑制細菌繁殖的現象！

這是初步的結果，但是確實是一個好苗頭。

關鍵是雙黃連口服液是百姓常見的藥物，如果之后在進一步的臨床研究證明有效、安全，將可能較快投入使用。

《人民日報》撰寫的報道《中科院研究發(fā)現：雙黃連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狀病毒》稱這是“初步發(fā)現”，正在開展臨床研究，措辭嚴謹，經得起推敲。

但是，意外的是，多家媒體深夜以“有藥了！”開頭的標題發(fā)布這一新聞，導致民眾誤解，造成雙黃連口服液迅即被哄搶。

次日，媒體采訪的藥物專家和臨床醫(yī)生可不認這個賬：這個哪能叫藥？按照藥物研發(fā)的程序這個只是第一步，臨床肯定拒絕使用。

采訪的人和被采訪的人似乎沒有一個人看到人家說清楚了這是初步的、接下來要開展臨床研究。

這好像是我們國人打嘴仗常見的現象，總是成功地避開別人要表達的意思。

甚至有媒體對中科院藥物所開展訓誡，好像他們比院士更懂藥物研發(fā)程序。

以我個人經驗，這個“有藥了”的標題應該是媒體添加的，而不是科學家的手筆，但是圍毆之時，矛頭對準的是科學家。

從這些事例我們看到的是，科學家和醫(yī)生實際上是一個戰(zhàn)壕的戰(zhàn)友，雖免不了偶爾犯錯誤，卻都在以他們的學識和判斷維護著人民的生命健康，做出了重大貢獻。

無論是在臨床拯救病患的醫(yī)生護士，還是在實驗室研究烈性病毒的人們，都冒著個人安全的風險。

參與應急項目的科研工作者們，即使不是直接面對病毒也失去了很多與家人享受生活的時間。

如果我們沒有機會像他們一樣與病毒作戰(zhàn)，至少能不能用我們的聲音為他們加油鼓勁？

當然，這場疫情也給了我們許多教訓。

科學家們既要分清科學結論的標準和重大疫情預警的標準，也要在與政府的溝通中更加具有責任擔當、發(fā)出更加明確易懂的信號，而不是相互把判斷推給對方。

從事基礎研究的科學家既要堅定信念、持之以恒，也要明晰基礎研究成果與應用之間的差距，清楚理解自身在科技創(chuàng)新體系中的方位。

從更大的視野來說，經過17年前的SARS和眼前這場新冠肺炎疫情，相信中國將會建立起成熟的防疫物資儲備機制、疫情戰(zhàn)備教育機制、疫病響應處置機制、未知病原預警機制，同時建立起強大的科技支撐體系。

未來的疫情應對，不會因科學家對嚴謹結論的追求而耽誤預警，也不會因科研進展新聞誤導民眾。

這一切都將有賴于科研、疾控、臨床的互動協(xié)作，有賴于全民素養(yǎng)的提高，有賴于黨政系統(tǒng)和全體人民的凝心聚力。

附：據中科院之聲報道，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研制出了用于研究的抗體檢測試紙，同時該所還與軍事醫(yī)學科學院毒物藥物研究所聯(lián)合發(fā)現了在細胞層面上對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有較好抑制作用的雷米迪維或倫地西韋（ Remdesivir，GS-5734）、氯喹（Chloroquine, Sigma-C6628）、利托那韋（Ritonavir）等三種“老藥物”。其后續(xù)的臨床使用，正在走相關程序報批。

（作者徐旭東為中國科學院水生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