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中國共產黨與世界對話會“慧見”會場

回到1947年春天，在那個二戰(zhàn)剛剛結束，冷戰(zhàn)拉開序幕的變化世界，在瑞士一處風景秀麗的度假勝地，弗里德里?！W古斯特·馮·哈耶克和一群志同道合者正致力于組建他們自己的學術團體，而在中國陜北高原的小鎮(zhèn)延安，毛澤東和他的共產黨戰(zhàn)友們正緊張地指揮著各解放區(qū)的軍民抗擊國民黨軍隊的全面進攻。

在當時，恐怕再沒有哪兩個人群，兩個組織，比哈耶克的那個“朝圣山學會”和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相距更遙遠、更風馬牛不相及的了。一個在西方，一個在東方；一個代表了意圖復古的歐洲貴族，一個代表了尋求解放的中國農民；一個旨在創(chuàng)造一套學術理論，一個旨在建立一個新的國家。

不僅如此。哈耶克的家庭，正如其姓氏中的“馮”所標志的，源自奧匈帝國的貴族，他所屬的學派，是與古老的羅斯柴爾德家族有密切聯(lián)系的“奧地利學派”，他組建的“朝圣山學會”，其成員來自歐洲的上流社會，所代表的階層，是所謂“古典的”“自由社會”；所有這些，在當時的世界等級體系中，就代表了金字塔最上層——西方帝國主義的核心集團。

弗里德里?！W古斯特·馮·哈耶克

而當時的中國，一個東方國家、前工業(yè)化國家、剛剛才擺脫亡國命運的前殖民地國家，則位于世界等級體系金字塔的最下層。當時還據(jù)守延安的中國共產黨，又代表了中國社會等級體系的最下層，農民和城市無產階級。

一個最最頂層，一個最最底層，維也納和延安之間，幾乎就是金字塔垂直高度的距離。

哈耶克一生寫了很多書，他批判社會主義、法西斯主義和凱恩斯主義，但其實都只是關于西方和金字塔上層部分的事情，并不涉及金字塔下層和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地上推進的事業(yè)。他本人也不了解中國的任何事情。他于上世紀70年代開始被西方新自由主義革命浪潮推到了思想導師的寶座上，于1974年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從此大紅大紫，一舉成了“20世紀重要政治思想家”，在1991年獲得美國總統(tǒng)自由勛章時，被老布什總統(tǒng)賦予“終身的高瞻遠矚”之盛譽。

而1947年之后的中國共產黨，先是在國共內戰(zhàn)中打敗了國民黨，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此后又靠著自己的艱苦奮斗，逐步實現(xiàn)了工業(yè)化，完成了現(xiàn)代化轉型。再后來，與哈耶克成為“20世紀重要政治思想家”的聲譽上升過程基本同步，中國也自上世紀70年代末期開始，創(chuàng)造出“20世紀最重大的歷史事件”——中國崛起。

可惜的是，哈耶克沒能親眼見到中國經濟最為壯觀的那一波高增長，他在鄧小平南巡的那一年離世而去。雖然身為“20世紀思想家”，卻錯過了20世紀最重大的事件；雖然被譽為“終身的高瞻遠矚”之人，卻也和大多數(shù)西方思想者一樣，并不具有把握中國問題所需的學術視野，就哈耶克個人而言，終其一生，連中國事務的邊都沒沾上。

然而，他怎么也不會想到，就在他死后不久，哈耶克這個名字在中國大地上也大紅大紫了，成了中國思想理論界的一個明星，甚至直到今天，在某些人群中，仍然言必稱哈耶克。

天下無奇不有，哈耶克成了包括部分中共黨員在內的某些中國人的思想導師，也堪稱奇事一樁。

馬克思成為中國人的思想導師，馬克思列寧主義主義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這毫不奇怪。因為中國革命的基本性質就是被壓迫民族的民族解放和被壓迫人民的當家作主，馬克思主義為中國革命指明了道路和方向，為人民國家完成現(xiàn)代化轉型提供了藍圖和方案?？晒说恼谓洕枷胄再|完全不同，這套理論的適用范圍沒有超出歐美社會的小圈子，無論是正確的部分還是錯誤的部分，都與非西方國家的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事業(yè)絲毫不搭界，在世界政治光譜上，甚至與中國的人民事業(yè)完全是一左一右兩個極端。那么，這樣一個人物，在中國成了一面旗幟，下面云集了一群政治學家、經濟學家，到處引用“哈耶克說……”沖沖殺殺，這到底是什么情況呢？

在中國的“哈耶克說……”

據(jù)說中國知識界有眾多“哈粉”，還有人被譽為“東方的哈耶克”，他們通常都是將哈耶克的一些論述不加任何條件地直接拿來指導中國，或據(jù)此批評政府，或引來當作教條。

例如，有人這樣論述：

對中國的改革開放而言，也許再沒有比哈耶克的思想影響更深遠的了。從某種意義上說，他的思想為中國徹底走向市場經濟提供了一種終極武器。哈耶克對中國經濟學思想，對中國市場導向改革，基本上全部是正面影響。對于正努力走向市場經濟和變革中的今日中國，哈耶克的思想仍然具有重要的啟蒙和指導作用。[1]

有人這樣說：

上世紀30年代有一次非常有名的關于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可行性的大討論。這場討論分為兩派：一派是米塞斯、哈耶克代表的奧地利學派，另一派是蘭格為代表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家。蘭格用新古典結構模型來證明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是可行的。經濟學家普遍認為，在這場論戰(zhàn)當中蘭格已經把米塞斯和哈耶克打敗，之后討論非常少了。但是，到上世紀90年代整個計劃經濟崩潰了。[2]

這是在經濟制度方面的，因為中國政府長期實行計劃經濟，現(xiàn)在實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仍然包含計劃的成分，而哈耶克批判計劃經濟，主張“自發(fā)秩序”，堅定地信仰“個人”和“市場”，所以，就被一些人拿來作為了批評政府的理論武器。

還有人這樣說：

哈氏對集體主義的批判可以說是擊中要害。對于“集體主義”來說，諸如社會、國家、階級之類的概念，與行動者個人相比較，“不僅具有首位的實在性，而且具有更大的價值”。而對于哈氏來說，這類集合體“在特定意義上講并不存在”，它們不吃不喝，也不采取積累和消費行為，將其理解為自成一體并獨立于個人而存在的觀點，以及把任何價值重要性賦予有關集合體的陳述，或把有關經濟集合行為進行統(tǒng)計性概括的做法，“都是極其謬誤的”。因為，這樣的集合體“不僅不是給定的客觀事實，而且還是人的心智建構”的產物，它并不是那種能夠從科學意義上解釋個人行動的本體論實體，而是一些意義客體，離開了個人，沒有個人之理解和能動作用這類范疇的支持，這些意義客體便無法得到人們的理解。[3]

這是在政治制度方面的。因為中國長期實行社會主義，傾向集體主義，而哈耶克則批判集體主義，強調“個人自由”，于是，也被一些人拿來作為了批評中國社會制度的理論武器。

不僅在這些大的方面，就連一些圍繞具體行業(yè)政策的爭論中，哈耶克也頻頻現(xiàn)身。就在最近，在圍繞中國樓市的各種爭論中，有人這樣說：

中國決策者忘記了哈耶克。不然，他們應該可以根據(jù)以往樓價的漲勢預料到勞動力和資金流向增長和創(chuàng)新型城市的大趨勢。他們還應該認識到市場價格往往本能地傳遞了復雜、具體和不斷變化的本地信息，而這些信息往往散布在個人和公司之間，并很難被中央計劃者掌控。他們還應該理解，如果要讓供給與需求逐漸匹配，房地產和基礎設施投資就需要反映這些千變萬化的本地信息。[4]

看起來，哈耶克幾乎是萬能了，半個多世紀前閉眼不看中國寫出來的東西，現(xiàn)在拿到中國來事事應驗，處處對口，這不成了神仙了么？

不過，細想一下，似乎也很好理解。由于哈耶克反對社會主義，反對集體主義，反對計劃經濟，反對任何人為的、理性的建構，只強調個人，只強調自由，只強調市場，那么，他在今天的中國，不想當神仙恐怕也不行。因為當下中國名義上就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國政府各項政策，就是依據(j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各項原則行事，該實施計劃的時候就要實施，該限制自由的時候就要限制，該強調集體的時候就要強調，如此一來，任何人只要是認定中國政府錯了，制度錯了、路線錯了、政策錯了、各項措施也錯了，那么搬出哈耶克來，就一定能找到理論根據(jù)，找到斗爭武器。

哈耶克在中國走上神壇，儼然成了關于中國事務的總判官，甚至超過了他在西方的地位[5] ，其根本原因，不過就是如此。

如此看來，這個事其實與哈耶克本人關系不大。把他當時針對歐美人說的那些話，拿到今天的中國來指指點點，當作教條，這絕非他的本意，不過是有人偏要這樣做——出于哈耶克本人并不了解的原因，為了哈耶克本人并不明白的目的。

還哈耶克本來面目

哈耶克沒能目睹中國的高速崛起，當然也就沒機會重新修正他的理論，所以，稱他為“20世紀重要政治思想家”，恐怕比較勉強，因為其學術成就缺了一大塊。在關于中國、關于中國經濟和社會、關于中國政治和中國共產黨的諸多問題上，他的理論過于邊緣，甚至完全在局外。

那些硬把哈耶克的理論拉到中國問題的中心論域，大事小事統(tǒng)統(tǒng)拿哈耶克說事的人，其實從根本上就犯了大錯。因為哈耶克論著中的那些基本概念——個人、自由、市場、計劃經濟、社會主義——沒有一個能和中國的相應概念對的上。這些人要么是從來沒讀懂哈耶克的論述，要么就是故意要干這種張冠李戴、南橘北枳的事。

但無論對于人云亦云者，還是對于別有用心者，都有必要澄清一下哈耶克到底說的是什么。對于前者，是提醒，對于后者，是揭露。

（一）個人、個人自由、自由人

真正讀過哈耶克著作的人都知道，這幾個概念是其理論大廈的基石，是其各種推論得邏輯起點。然而，很多人卻忽略了，哈耶克通過自由freedom或liberty這個概念來定義的個人man或person，在其語境中，并不具有全人類每一個“個人”的含義，而是特指歐美社會中的某一類人，一個很小范圍內的特殊類型的人。

這個類型的人，有個前提條件，就是擁有私有產權以及支配其財產的自由，并因此成為“自由人”和“經濟人”。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的Man，也是在這個意義上的特殊的人。

羅素曾說，經濟學最初就是英國人的一個項目。也就是說，當18世紀蘇格蘭和英格蘭的“經濟學家”最初創(chuàng)造出“經濟人” homo economicus或economic man這個概念時，甚至都沒有超出英國自由人社會這個范圍，別說亞洲人和非洲人，連法國人和俄國人都不在適用范圍內。

哈耶克是20世紀的人，后革命時代，人人平等的觀念早已深入人心，即使他出身貴族，也不能公開談論等級身份，所以只能在用詞上使用泛稱。然而，毫無疑問，他的“個人”仍然是一個特指。出身于奧匈帝國波西米亞貴族家庭的哈耶克，后來加入了英國國籍，又移居美國，一再表示對英美文明的認同，正說明他在人的類型和身份劃分這一問題上的立場。

類型和身份劃分，并不等同于階級劃分。英美文明中的自由人，在財富規(guī)模上也許遠遠比不上東歐和俄羅斯的土地貴族，但在“英國人的自由”這個特質上，將自己清晰地與其他資產階級集團區(qū)別開來。

《自由憲章》一書開宗明義：

一個人不受其他某人或某些人武斷意志的強制，這種狀態(tài)常常被看作“個人的”（individual）或“人身的”（personal）自由。當我們想讓讀者切記我們正是這個意義上使用“自由”一詞時，我們總是使用這種表達方式。當然，有時也可用“公民自由”（civilliberty）一詞，但為了不與所謂“政治自由”（political liberty）混淆，還是不用為好。

與我們的用法不同，自由在一般人看來，首先是指“政治自由”，亦即人們選擇政府、參與立法和控制行政的權利。這實際上是把自由的原始意義運用于作為整體的人群而形成的一種集體自由。但是，在這個意義上的“自由的人民”并不一定就是“由自由人構成的人民”；人們也并不一定非要先享有這種集體自由，然后才能獲得個人自由。[6]

自由憲章

這本書的整個第一章，哈耶克不厭其煩地通過各種區(qū)別和對比，將他所指的那個“個人自由”，與其他諸種“自由”區(qū)別開來。表面上看，他只是在論述自由這個抽象概念，但實際上，他通過一系列的分辨和排除，將他所代表的那個特殊人群，或特定集團，與所有其他人群和集團區(qū)別開來。

做了這樣一個明確的區(qū)別之后，哈耶克的政治立場也就一目了然了，他就只代表這個特殊人群的特殊利益說話，一切的論證和推理，批判和斗爭，都帶著這個政治前提。他并沒有想要為全人類的共同福祉而探求真理，他所說的個人、個人自由和自由人，也絲毫不具有普世的意義，而且明確地作為平民大眾、窮人社會、無產階級、殖民地人民、非西方文化的對立面。

他批判理性建構，因為理性建構不是這個“自由人集團”的發(fā)明，反而越來越成為對立集團的武器，威脅到了“自由人集團”的政治和經濟利益。他批判社會主義，批判集體主義，批判計劃經濟，也無不是基于同樣的集團立場，帶著同樣的政治目的，無非是披上了一件精致的理論外衣。

看不到這最關鍵的一點，再細致精深的“哈耶克研究”、“哈耶克評述”也是胡扯。對于中國人來說，這一點尤其突出，如前所述，哈耶克所代表的人群，所論述的事情，在整個世界上觀察，與中國人社會和中國人的人民事業(yè)，完全就是金字塔頂端到底層的距離。當中國的“哈粉”們不假思索地，或別有用心地，將自己與哈耶克的“自由人”對號入座時，看起來比今天的人重新蓄起大清國的長辮子還要滑稽。

哈耶克絲毫沒有想要擁抱其他集團、邀請大家進入共同體的意思。在區(qū)別了“自由的人民”和“由自由人構成的人民”并將前者排除掉之后，他又補充道：

當我們談論一個民族，擺脫外人的奴役，決定自己命運的愿望時，這是將自由的概念用于集體，而非個人。這里，我們所說的自由是指人民整體不受外人的強制。一般而言，主張個人自由的人也會懷著同樣的熱情支持民族自由，譬如，在19世紀自由主義運動和民族主義運動就曾經持續(xù)而艱難地融會到一起。[7]

至于殖民地人民如何才能不用集體主義的方式團結起來，如何可能先成為一個個各行其是的“自由人”然后再成為“自由的人民”，并不是哈耶克所關心的事。出于他所代表的那個集團利益，他實際上希望不要有那么多團結起來的、擺脫帝國主義壓迫的“自由的人民”，因為他那個集團的“自由人”所支配的私有財產中，一直就包括被奴役和被剝削的人。在過去這些人就是英國的農奴和“維蘭”villain，法定的私人財產組成部分，而后來就是恩格斯寫《英國工人階級狀況》那時的工人，雖然不是資本家法定的私人財產，但通過經濟學所謂的“勞動力市場”仍然在實質上成為資本家可以任意支配的一部分。

任何一個嚴肅的政治哲學家，都不會回避被壓迫民族爭取本民族“國家自由”的問題，在整個民族都處在被奴役狀態(tài)的情況下，任何內容的“個人自由”都談不上。而無產者集團如何才能建立起自己的國家，其實早在16世紀讓·博丹論述民族國家主權問題時就已經說清楚了，比馬克思還要早300年。

博丹在《國家論六卷本》中說，實際上，政治力量也好，主權的界定也罷，它們皆在于一方對另一方的勝利，正是這一勝利使一方擁有主權，而另一方則淪為臣民。也就是說，歸根結底，是武力和暴力創(chuàng)造了主權，“正是權力的物理決定性帶來了權力的完滿性”。這意味著權力的完整和統(tǒng)一，因為“只有聽命于一個唯一的統(tǒng)治者的統(tǒng)一，才能使共和國的全體成員結為同盟，而其他所有事情的效力也才肯依賴于這種統(tǒng)一。一個擁有主權的君王是不可或缺的，因為正是他的力量賦予共和國的全體成員以特征?！盵8]

哈耶克所代表的那個“自由人”資產者集團，無非是先于其他民族和其他階級，通過武力和暴力創(chuàng)造了主權，擁有了權力的完整和統(tǒng)一，然后先于其他民族和階級享有了“個人自由”，這就是整個帝國主義時代的故事，毫無可質疑之處。那么反過來，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階級要想完成同樣一個歷史過程又該怎樣做呢？不是只有通過產生一個人民領袖，然后“聽命于一個唯一的統(tǒng)治者的統(tǒng)一”，“使共和國的全體成員結為同盟”，通過反帝國主義的武力和暴力，和“一方對另一方的勝利”，來創(chuàng)造出自己的國家和主權嗎？

而這不正是20世紀中國共產黨武裝斗爭革命建國的版本嗎？明明是作為哈耶克“自由人”資產者集團、“自由人”帝國主義者集團的對立面和反對者而獲得政治身份的國家和人民，怎么今天這些中國人莫名其妙地給自己戴上了哈耶克為他那個集團量身定制的帽子了呢？

哈耶克1947年創(chuàng)建的“朝圣山學會”，最初的名字原定叫“阿克頓-托克維爾學會”，其貴族立場鮮明且堅定。其目標是反對國家社會主義，反對凱恩斯主義，反對共產主義，因為這些主義就是新老貴族集團共同的敵人。朝圣山學會運行半個多世紀，也就是這個集團針對其他所有集團進行政治斗爭的半個多世紀。理論無非是斗爭武器，并不在乎是否正確，只要能適合政治斗爭需要，完全換另一套說法也并非不可。

該學會第七任主席，米爾頓·弗里德曼一語道破：“世界上再沒有人如同弗里德里?！す艘话悖瑢﹁F幕里的知識分子產生如此龐大的影響。他的書的翻譯本在那些國家的黑市被廣泛流傳和閱讀，最后形成了導致蘇聯(lián)解體的公眾輿論環(huán)境?！?

至于后來竟然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那都是別人的需要，與他的本意無關。為他寫作傳記的作家將1974年這一年稱為他“起死回生的一年”。哈耶克真正的享受和報償是在1984年這一年實現(xiàn)的，那年他榮幸地獲得了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頒發(fā)名譽勛位，在與女王會面了20多分鐘之后，他稱這是“一生中最快樂的一天”。

據(jù)此不妨推想，若他在九泉之下得知今天被一群地地道道人民身份的中國人奉為神明，成了一位“洋關公”，時不時被抬出來指導一下房價，甚至很可能要評論中國男足了…恐怕老人家還要再被氣死一回。

（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

“哈粉”們說，就算哈耶克說的個人是新貴族，不是平民，說的自由是主人自由，不是奴隸自由，這些且不論，但他針對社會主義、集體主義和計劃經濟的批判，還是深刻的，也是和中國有關的，當然可以搬過來當作理論導師。

遺憾的是，哈耶克仍然要讓中國“哈粉”們失望，因為哈耶克所說的社會主義和計劃經濟，與中國實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計劃經濟，也仍然不是一回事。如果要照搬，仍然是張冠李戴，南橘北枳。

來看看原著?！吨旅淖载摗芬粫枪松白詈笠槐局鳎摃母睒祟}是“社會主義的謬誤”，被認為是對自己畢生所反對的那個主義的一個思想總結。但就是這個一生的總結，其社會主義論述所基于的視野，仍未超出歐洲的邊界，是一個很狹隘的理解和認識。

致命的自負

在該書第三章最后一部分，他寫道：

如果雅典人遵照亞里士多德的建議——對經濟學和進化茫然無知的建議，他們的城邦很快就會退化成村莊，因為他關于人類形成秩序的觀點，把他帶向一種只適用于靜止狀態(tài)的倫理學。然而他的學說卻支配了此后兩千年的哲學和宗教思想，盡管事實上這些思想大多數(shù)是在一個高度動態(tài)的、迅速擴展的秩序中出現(xiàn)的。

亞里士多德對微觀秩序中道德規(guī)范的系統(tǒng)闡述所產生的影響，因為托馬斯·阿奎那在13世紀采納了亞里士多德的教導而更形嚴重，后來這導致了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實際上被宣布為羅馬天主教會的正統(tǒng)學說。中世紀和近代早期的教會反對商業(yè)的態(tài)度，把利息指責為高利貸，以及它有關公正價格的說教和對利潤的蔑視態(tài)度，都是徹頭徹尾的亞里士多德主義。

當然，到了18世紀，亞里士多德在這方面（就像在其他事務上一樣）的影響開始減退。大衛(wèi)·休謨發(fā)現(xiàn)，市場可以讓人們“為別人提供服務，這無需他懷有真誠的善意”，甚至不需要他認識那個人；或使人們的行動“有利于公眾，雖然他并沒有那樣的打算”，凡此皆由于一種秩序，在這種秩序下，“即使是壞人，為公益服務也符合他的利益”。因為有了這種見解，自行組織的結構觀開始降臨人間，從此以后它成為我們理解所有這類復雜秩序的基礎，而過去它們就像是一些奇跡，只有人類所了解的自己頭腦的一個超人版本，才能使其產生。如今人們逐漸理解了市場是怎樣使每個人在規(guī)定的限制之內，把他的個人知識用于自己的個人目標，即使他對自己在其中活動的秩序所知甚少。

雖然有了這項偉大的進展，當然也是因為完全忽視了這項進展，一種依然滲透著亞里士多德思想的觀點，一種天真幼稚的、泛靈論的世界觀，開始主宰了社會理論，成為社會主義的思想基礎。

亞里士多德是公元前4世紀的人，從他到托馬斯·阿奎那，這之間是1700年，再到哈耶克的20世紀，是2400年。由于哈耶克一直都直接使用“人類”這個詞，所表達出來的意思就是，這2400年整個人類都被一種很容易產生社會主義的“天真幼稚的、泛靈論的世界觀”所主導，直到200多年前大衛(wèi)·休謨等人出現(xiàn)之后，才終于深刻起來，正確起來，但由于被忽視，至今還沒有完全壓倒這個錯誤的“亞里士多德主義”。

且不說哈耶克這段大簡化的論述在西方學術界能否通過，以此來涵蓋整個人類歷史，這本身就荒唐到家，甚至近乎冒犯。在整個人類文明史的大部分時間里，對于整個人類社會的大部分人來說，亞里士多德是誰？他說了什么？阿奎那是誰？他說了什么？休謨是誰？他又說了什么？都是可知可不知的雞毛蒜皮。借用哈耶克自己的話，只是在極少數(shù)人中分享的“本地知識”，浮云一片。

就說中國人，無論亞里士多德說了什么，大衛(wèi)·休謨說了什么，總之從來沒有發(fā)生整個國家從城邦“退化成村莊”的事情，哪怕都信仰老子的清靜無為，信仰佛祖的萬物皆空，也什么都不耽誤，照樣在一個龐大的國土上蓬蓬勃勃發(fā)展起自己的文明、自己的秩序、自己的所有建制。這些和西方的形而上學哲學、基督教神學有任何關系嗎？整個西方哲學，從古希臘哲學與圣經敘事開始發(fā)生糾纏，兩千多年陷在形而上學里，自己不檢討就罷了，還非要用自己的錯誤代替全人類的錯誤，豈不可笑？

看看一百年前的梁啟超是怎么說的：

歐西則自希臘以來，即研究他們所謂的形而上學，一天到晚，只在那里高談宇宙原理，憑空冥索，終少歸宿到人生這一點。蘇格拉底號稱西方的孔子，很想從人生這一方面做工夫，但所得也十分幼稚。他的弟子柏拉圖，更不曉得循著這條路去發(fā)揮，至全棄其師傳，而復研究其所謂天之道。亞里士多德出，于是又反趨于科學。后人有謂道源于亞里士多德的話，其實他也不過僅于科學方面有所創(chuàng)發(fā)，離人生畢竟還遠得很。迨后斯端一派，大概可與中國的墨子相當，對于儒家，仍是望塵莫及。一到中世紀，歐洲全部統(tǒng)成了宗教化。殘酷的羅馬與日耳曼人，悉受了宗教的感化。近代康德之講范疇、范圍，更過于嚴謹，好像我們的臨“九宮格”一般。所以他們這些，都可說是沒有走到人生的大道上去。

總而言之，西方人講他的形而上學，我們承認有他獨到之處。換一方面，講客觀的科學，也非我們所能及。不過最奇怪的，是他們講人生也用這種方法，結果真弄到個莫名其妙。譬如用形而上學的方法講人，絕不想到是從人生的本體來自證，卻高談玄妙。再如用科學的方法講，尤為妙極。試問人生是什么？是否可以某部當幾何之一角、三角之一邊？是否可以用化學的公式來化分、化合，或是用幾種原質來造成？再如達爾文之用生物進化說來講人生，但是果真要問他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安在？人既自猿進化而來，為什么人自人而猿終為猿？恐怕他也不能給我們以很有理由的解答。

總之，西人所用的幾種方法，僅能夠用之以研究人生以外的各種問題，人，決不是這樣機械易懂的。歐洲人卻始終未徹悟到這一點，只盲目地往前做，結果造成了今日的煩悶，彷徨莫知所措。蓋中世紀時，人心還能依賴著宗教過活；及乎今日，科學昌明，剝奪去了人們對于宗教的信仰。人們的心靈卻無處依托。

以上我等看西洋人何等可憐!肉搏于這種機械唯物的枯燥生活當中，真可說是始終未聞大道。我們不應當導他們于我們祖宗這一條路上去嗎？[9]

正確與否，另當別論，但其中對于西方哲學長期以來一味沉迷于“用形而上學的方法講人”這個“最奇怪”之處的批評，確是一針見血。

哈耶克自以為發(fā)現(xiàn)真理地指出，亞里士多德錯了，西方人也跟著錯了兩千多年，而從中國哲學的觀點看，這還用說嗎？豈止是亞里士多德錯了，阿奎那錯了，就說休謨對于人類理性能力的懷疑，就說哈耶克本人對于人類“無知”的認識，以及基于知識理論的“擴展秩序”論，真的走出西方形而上學傳統(tǒng)的泥坑了嗎？整個新古典經濟學，從亞當斯密直到今天，難道不正是一種用科學的方法研究人、指導人，甚至改造人、敗壞人的理性主義的“致命的自負”嗎？要說新古典經濟學與亞里士多德和阿奎那之間有多大差別，還不只是方法上的“五十步笑百步”，在政治上帶有更大的反人民性質，可以斷言，這座外表精致華麗的偽學說大廈，終有一天也會像中世紀的經院哲學一樣轟然倒塌。

所以，歸根結底，哈耶克所批判的那個社會主義，也只是在西方形而上學那個小圈子里的一個偏狹的小概念，甚至沒超出倫敦的學術界。他解釋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時說：“它關注一個瞬間，完全針對英國的社會主義知識分子，在他們的頭腦里似乎有著一種想法，以為國家社會主義不是社會主義，而只是某種可憎的東西。于是，我試圖對他們說：‘你們和他們一樣在走同一條道路?！盵10]

通往奴役之路

無論哈耶克在論證他心目中那個社會主義的謬誤時用了多少新理論，看起來多么有理，其實都和中國的政治經濟現(xiàn)實沒什么關系。中國自兩千年前的秦漢時期，就已經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具有“現(xiàn)代化”制度的強大國家了，無論王朝興衰的過程如何，國家的統(tǒng)一、民族的融合、文明的延續(xù)、民生的保障，這些被美國漢學家孔飛力所稱的“根本性建制議程”Constitutional Agenda的問題[11] ，就一直貫穿始終。沒有任何一個源自于西方近現(xiàn)代的“主義”，可以直接拿來套用。

哈耶克完全不了解中國，所以他不會明白，他在中國的“哈粉”們也不會明白，今日中國的社會主義，與他那些倫敦同事們頭腦中的社會主義，根本不是一回事，其差別之大，遠大于與中國古代國家制度之間的差別。

他論證社會主義之謬誤的那些論證工具，如“本地知識”、“價格信號”、“有限理性”等等，放在中國“根本性建制議程”面前，不僅完全錯位，而且小得不成比例。

這個問題，其實明明白白，誰都看得懂。只有中國的“哈粉”們看不懂，他們津津于用西方經濟學的幾把小尺子丈量昆侖山，樂此不疲。

今日中國共產黨與哈耶克

本文發(fā)表之時，正值“2016中國共產黨與世界對話會”在重慶市召開。這個對話會已開過兩次，其主旨是中國共產黨“與世界坦誠交流中國經濟社會發(fā)展的理念和實踐，共同探討攸關全球治理和人類共同命運的重大議題”。

鑒于哈耶克身前身后的影響，作為“20世紀重要政治思想家”的地位，這樣一個對話，也不能說與他全無關系。

重要的是要看到，今天的中國共產黨，甚至可以說，對于哈耶克反倒可以越來越包容了。哈耶克反對過于自負和激進的理性建構，中國共產黨也反對，否則不會有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以及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哈耶克認為人類要承認自己知識不足，理性有限，只能靠分散決策，推動文明自然發(fā)展，中國共產黨也是這樣認為，鄧小平的“摸論”和“貓論”，正是這一思想最典型的貫徹。

如果將哈耶克的思想中，出于利益集團政治目的的那一部分剝離開，僅關注他的分析方法和常識判斷部分，共同點就更多了。

在《科學的反革命》一書中，哈耶克把構成主義的理性主義歸結為科學主義，在他看來，這是一種不恰當?shù)匕炎匀豢茖W方法應用于涉及人類行為的科學的危險思想。這個看法，在今天的中國，其實恰恰可以用于排除自由派的“西方經濟學原教旨主義者”，中國思想界五花八門的流派中，沒有哪一派比他們更熱衷于“不恰當?shù)匕炎匀豢茖W方法應用于涉及人類行為的科學”了。從作為數(shù)學分支的“博弈論”出發(fā)，一直推導出對于整個社會乃至整個歷史的主觀評判，走火入魔到這個程度，竟然還是以“東方哈耶克”的名義。

科學的反革命

不僅如此，哈耶克的這段話也很像是站在和中國共產黨同一個立場上說的：

那些將西方思想引入不發(fā)達國家的人士從歐洲和美國那里學到的主要不是西方人建立自己文明所依據(jù)的那些原則，而大多是夢想如何得到使西方人得以成功的那些途徑。

這種發(fā)展是極具悲劇性的，因為向西方學習的國家用以指導其行動的觀點，雖然也許使它們能夠模仿西方的某些成就，但卻妨礙它們作出自己獨特的貢獻，而它們自己的文化傳統(tǒng)本來是可以提供這種貢獻的。并不是西方歷史發(fā)展的所有結果都能夠或都應該移植到其他文化土壤之中去的。如果允許最終在受到西方文明影響的那些地區(qū)出現(xiàn)的任何文明都自發(fā)生成，而不是對其從上之下強行嫁接的話，這些文明會更快地找到一個適當?shù)陌l(fā)展方式。[12]

這個話，似乎很少被中國的“哈粉”們引用，由此可見，的確有一種哈耶克叫做“中國自由派自己的哈耶克”。

中國共產黨與外部世界的對話很有必要，哈耶克能夠正本清源，很多西方思想家也能正本清源。在弗朗西斯·福山出版了《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一書后，某位中國自由派學者竟然寫了一篇曲解甚至反說作者原意的文字，硬塞在該書中譯本中作為“導讀”。由此可以想象，類似的事情他們不知做了多少！

一個全面開放、全面對話的時代正在到來，中國共產黨理應成為對話主角之一。

謹以此文?！?016中國共產黨與世界對話會”取得成功！

參考文獻：

[1] 秋風教授新著《漫說哈耶克》內容推薦

[2] 張維迎：為什么必須重建經濟學

[3] 張曙光：哈耶克自由主義理論——讀鄧正來著《規(guī)則·秩序·無知》

[4] 沈聯(lián)濤：樓市背后的凱恩斯與哈耶克之爭

[5] Keynes v Hayek in China | The Economist

[6] 《自由憲章》/ 哈耶克著；楊玉生等譯.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5

[7] 同上

[8] 轉引自《帝國》/ 邁克爾·哈特、安東尼奧·奈格里著；楊建國等譯.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5.7

[9] 梁啟超1923年在東大國學研究會上的演講《治國學的兩條大路》。結合上下文，“斯端”應為Stoic舊譯，今譯斯多葛。

[10] 《通往奴役之路》/ 哈耶克著；王明毅等譯.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8

[11] 《中國現(xiàn)代國家的起源》/ 孔飛力著；陳兼等譯.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3.10

[12] 《自由憲章》/ 哈耶克著；楊玉生等譯.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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