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觀察者網(wǎng)專欄作者 修木】

按照西方“主流”社會原本的預期，2016年美國大選之后特朗普本該只是歷史書上的一個注腳，沒想到他卻新開一章成為敘述的主角。

雖然特朗普已經(jīng)當政多日，但這一章之后將如何展開與終結(jié)現(xiàn)在還難以預料，他不但沒有從政經(jīng)驗與成熟的政治主張，說起話來不大顧忌邏輯一致，做起事來也不大遵守規(guī)矩。直到今日，不論是主流媒體還是民主與共和兩黨的建制派，都被他弄得暈頭轉(zhuǎn)向。也因此，理解特朗普的崛起需要超越民主與共和兩黨之間通常的分歧與爭執(zhí)，從美國社會的矛盾及其歷史的演變之中尋找脈絡。

美國社會有三重矛盾。第一層在貧富之間，這在任何國家與地區(qū)都有。第二層在種族之間，特別是白人與黑人之間，是美國較為特別的地方。第三層表現(xiàn)在文化之上，普通民眾對文化人懷有敵視。三重矛盾縱橫交錯，隨著社會環(huán)境的演變影響美國的政治格局。

第一重：貧富差異

美國人的自我認同有相當大一部分建立在與歐洲人的對比之上。傳統(tǒng)的歐洲是典型的階級社會，血統(tǒng)優(yōu)良的貴族高人一等，天生就擁有財富，壟斷政治，走在大街上的平民遇到貴族時要低頭表示尊重。在美國卻是人人平等，不論出身都有靠個人努力出人頭地的機會，超越歐洲的階級對立。所以在美國人通常的認知之中，階級不是問題。1959年，時任副總統(tǒng)尼克松出訪莫斯科，在電視鏡頭前與赫魯曉夫辯論時，就聲稱美國是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1]。

沒有血統(tǒng)高低的美國，還是有貧富的差別。傳統(tǒng)上說早期殖民者前往新大陸為的是追求宗教自由，實際上卻多半是風險資本贊助之下的商業(yè)開發(fā)，前往荒蕪的北美尋找皮草，種植煙葉，捕魚，或是伐木，即使登陸麻省的清教徒也是遵循這一模式[2]。以當時北美生活環(huán)境的艱苦，對舊世界民眾的吸引力有限。前往北美的人有冒險家，也有逃避迫害的清教徒，大部分卻只是英國社會不想要的人：服刑的罪犯，被捕的妓女，無家可歸的流浪者，或是欠債還不起而只得賣身的奴仆。申請開發(fā)北美的倡議書中，時常提到新大陸荒涼無垠，正好當作處置游手好閑、窮困潦倒、作奸犯科人等的垃圾場。殖民社會從一開始就存在嚴重的貧富分化，上邊是風險資本的代理人，下邊是扔往新大陸的“人渣”。

十九世紀《大英百科全書》上的木刻，講述從英國運來的女囚犯，在北美弗吉尼亞殖民地下船后，賣給當?shù)氐臒熮r(nóng)作妻子

建國之后的美國向西擴張，理論上說有無窮無盡的土地供應，只要勤勞肯干就有擁有土地的機會。實際來說土地屬聯(lián)邦政府所有，需要出錢購買。論價錢確實遠低于歐洲，但是好地盤還是落在有錢人手里。沒錢的人多半只能定居在將東部沿海與中西部平原分隔開來的阿巴拉契亞山區(qū)，或是南部的沼澤地帶。這些住在貧困鄉(xiāng)村小木屋之中的白人被視為異類，他們皮膚粗糙，營養(yǎng)不良，身體畸形，舉止粗魯，亂性雜交，人稱“紅脖子”，“山里的鄉(xiāng)巴佬”，甚至“白種垃圾”。

到十九世紀下半葉工業(yè)化開始之后，貧富分化更為嚴重。山區(qū)與農(nóng)村之中的紅脖子依然處于貧困狀態(tài)，快速增長的大城市吸引許多來自東歐與南歐的移民，住在骯臟擁擠的貧民窟中。但是工業(yè)化也造就一些窮光蛋變成百萬富翁的傳奇，能夠成為百萬富翁的人雖然只是少數(shù)，傳奇卻對普通人有著巨大的吸引力，起著淡化階級矛盾的功用：在自由的美國，只要勤勞刻苦就有出人頭地的機會。甚至窮人都不支持給富人加稅，因為他會想著自己將來有發(fā)達的一天。這種基于個人的想法固然鼓舞人心，卻有其殘忍的另一面：貧困不在于政府與社會的責任，而在于窮人好吃懶做，努力不夠，只能怪他們自己。二十世紀初流行社會達爾文主義，有人甚至以進化論來解釋窮人的存在：世代的貧窮會造成基因的缺陷，解決貧窮的辦法在于限制窮人的生育[3]。

要到二戰(zhàn)之后，貧富分化的問題在美國才有顯著的改善。這一方面是因為羅斯福在新政期間推出一系列照顧大眾的政策法規(guī)，另一方面是因為戰(zhàn)后美國經(jīng)濟繁榮，遠遠領先受戰(zhàn)爭摧殘的歐洲與日本。五、六十年代算是美國的黃金時期，與赫魯曉夫辯論的尼克松的確有驕傲的資本：普通美國人高中畢業(yè)之后，只要當上藍領工人，就可以買得起房子、汽車、電視機，基本上不存在階級對立的情緒。

不過，對窮人的文化歧視依然存在，尼克松自己就是一例。他父親在農(nóng)場倒閉之后，靠開雜貨店與加油站養(yǎng)家。作為窮人家孩子的尼克松，從小要幫忙家計，高中畢業(yè)時拿到哈佛的獎學金，卻因為家中艱困又付不起路費而放棄，只能就近讀一間普通的學院。這樣的孩子以后可以當上議員，副總統(tǒng)，總統(tǒng)，要是放在中國那是勵志的典范。但是在美國記者筆下，寫下的時常是另一面[4]：兒時家境艱難被人瞧不起，使他沒有安全感，生性多疑，待人處事偏執(zhí)，性格陰暗。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同時期的肯尼迪與洛克菲勒，兩位富家公子，家境優(yōu)越，自信開朗，人見人愛。也難怪以后尼克松盡管選上總統(tǒng)，最后還是因為水門丑聞而黯然下臺。

進入七十年代，美國貧富差別又開始加大。歐洲、日本經(jīng)濟復蘇，美國不再享有工業(yè)優(yōu)勢。中國、印度加入世界經(jīng)濟體系帶來大量廉價勞力。工業(yè)自動化程度升高，藍領崗位大量流失。美國政治向右轉(zhuǎn)，以市場為主導，一邊給富人減稅，另一邊削弱社會保障體系，忽視勞工所面臨的困境。四十年下來，中下層白人已經(jīng)感覺不到美國夢的存在，同時也累積對權貴與現(xiàn)狀的強烈不滿。要到2016年，才終于出現(xiàn)一位理解并把握這些不滿情緒的候選人，特朗普。他的當選，預示貧富矛盾又將成為影響美國政治的一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