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矢澤左京大夫】

73年前的今天，是日本歷史上最長的一天。

1945年8月15日中午十二點，裕仁天皇的聲音通過電波傳到了日本各地——這是裕仁第一次發(fā)表廣播講話，同樣也是大多數(shù)日本人第一次聽到這個“現(xiàn)人神”的聲音。然而，日本人聽到的聲音可能與他們此前的想象有著不小的落差——透過收音機傳出的聲音一點都不像是一個40多歲正值壯年的年輕人，而是一種帶著特殊的催眠效果、拿腔拿調卻又含糊不清的聲音。這個聲音并沒有向人們想象中的那樣號召他的“臣民”戰(zhàn)斗到死或是宣布某個虛無縹緲的重大軍事勝利，而是拖長著聲音要國民“堪所難堪，忍所難忍”。然而，多數(shù)人都難以理解這種晦澀難懂的文言，只有熟悉情勢的人才會反應過來，這是在說日本戰(zhàn)敗了。

進行廣播錄音的裕仁天皇

現(xiàn)在看來，雖然是戰(zhàn)敗者的停戰(zhàn)聲明，但《終戰(zhàn)詔書》通篇卻洋溢著一種莫名其妙的自豪感：它沒有說明日本為什么要發(fā)動戰(zhàn)爭侵略他國、也沒有承認日本軍隊在亞洲各地犯下的累累暴行，甚至連“戰(zhàn)敗”兩個字都沒有出現(xiàn)，但《詔書》卻把裕仁打造成一位精致的和平主義者；在談當下的形勢時，他說“戰(zhàn)局必不好轉，世界大勢亦不利我”；在談發(fā)動戰(zhàn)爭的目的時，他說是出于“庶幾帝國自存與東亞安定”；在談戰(zhàn)爭罪行時，他說這些都“固非朕志”，而“為萬世開太平”才是他本來的初衷。即使是在詔書的最后，裕仁還不忘警誡國民不要“情之所激，濫滋事端”，因為此時他最擔心的莫過于戰(zhàn)爭結束后可能發(fā)生的社會劇變。

總之，戰(zhàn)爭結束了。1945年8月15日，對日本來說既是結束，又是開始。

努力回憶歷史

即使冠冕堂皇的詔書沒有一處提到“投降”，但日本人已然認識到日本的確是戰(zhàn)敗了。這一天，NHK廣播了翻譯過的《波茨坦公告》與《開羅宣言》；雖然是晴天，美軍的轟炸機也沒有飛來，戰(zhàn)爭好像真的結束了。

現(xiàn)藏于國立公文書館的《終戰(zhàn)詔書》原件

面對戰(zhàn)敗，日本人首先是迷茫的——很少有人能在歷史的車輪滾滾而來之前就做好萬全的準備。而在這陣迷茫之后，就是“各有各的不幸”了。

第一組回憶者（左上起，順時針方向）：半藤一利（1930~）、內田百閑（1889~1971）、廣津和郎（1891~1968）、小林一三（1873~1957）；這其中，半藤一利是夏目漱石的外孫，而內田百閑是夏目漱石的學生

以昭和史研究成名的作家半藤一利，戰(zhàn)爭結束時還是一名15歲的初三學生。他回憶說當時“比起戰(zhàn)爭結束那種‘好極了’的感覺，自己只是眼前一黑，頭‘嗡’的一下，像是受到了極大的沖擊一樣，首先進入了茫然自失的狀態(tài)。然后就是涕泗滂沱。是悲哀的淚呢，還是不甘心的淚呢，恐怕每個人的感覺都不太一樣”。

56歲的作家內田百閑回憶道：“天皇陛下的聲音是宣讀戰(zhàn)爭結束的詔書錄音。我流下了止不住的熱淚，但這流下的是怎樣的眼淚啊，連我自己都不知道”。

53歲的作家廣津和郎也有著類似的回憶：“因為戰(zhàn)時沒有條件修收音機，所以聲音低得快要聽不見了…而我卻流淚流個不?！?。

72歲的實業(yè)家小林一三當時也不由自主地哭了出來：“中午，我恭敬地聽完君之代播放后陛下的講話，眼淚控制不住地流了下來，只能茫然地靜靜坐著”。

對于另一些人來說，戰(zhàn)敗仿佛是早已預料之中的事情，因此他們“麻木”地迎來了戰(zhàn)后，卻留下了更加有趣的細節(jié)：

第二組回憶者：高見順（1907~1965）、大佛次郎（1897~1973）；兩人都是在鐮倉活躍的“鐮倉文士”作家群的成員。戰(zhàn)后，二人與同為“鐮倉文士”的川端康成、小林秀雄、里見弴等人為與創(chuàng)辦文藝春秋社的菊池寬相抗衡，也創(chuàng)立了名為“鐮倉文庫”的出版社。三島由紀夫就在川端康成的介紹下將小說《煙草》投給了鐮倉文庫雜志《人間》，使三島由紀夫正式躋身戰(zhàn)后作家之列。

38歲的作家高見順想到的首先是那一天炎熱的天氣：“（日本）終于還是輸了，輸?shù)袅藨?zhàn)爭。夏天的太陽正噼啪地燃燒著，光線刺得眼疼。在這樣的烈日下得知了戰(zhàn)敗的消息，周圍除了不斷的蟬鳴以外沒有任何聲音，安靜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