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讓李嘉誠跑了！”

這是近日網上一篇署名羅天昊聲討李嘉誠的“檄文”，以一種看似極其激烈的態(tài)度，批評李嘉誠近年來從大陸，甚至從起家的香港大舉撤資轉投歐洲。文章還認為李嘉誠把旗下主要公司注冊地遷出香港的行動，都是一派唯利是圖、違背道義和社會責任之態(tài)。一石激起千層浪，這篇文章引起的巨大反響甚至讓長和集團都不得不作出了回應。

這已經不是李嘉誠第一次因為撤資引起風波了。盡管有長和集團依例放出“有買有賣，正常商業(yè)行為”否認門面話，但幾乎一邊倒的“只出不進”，如果不是商業(yè)上的所謂“撤資”，那“撤資”還能怎么定義呢？更何況在2013年和2014年時，李嘉誠還多次公開表示過，商業(yè)集團的旗艦長實與和黃絕不會遷出香港，可今年1月兩家公司重組后，卻遷址開曼群島。這讓人清楚地看到，李嘉誠全面重新布局自己商業(yè)帝國的其心切切，已經不在乎吞下從前自己對公眾的承諾了。有此先例，長和集團發(fā)言人的公關通稿恐怕連自己都不會相信。

然而，真得有必要“不讓”李嘉誠“跑”了嗎？

首先根據法律，撤資與否確實屬于企業(yè)有權完全自主決定的商業(yè)行為。如果采取羅文中隱隱暗示的“使用手段”來阻止李氏企業(yè)的撤資，那么，最受損的是從改革開放起訖中國無數(shù)次重申“投資來去自由”的鄭重承諾，和這數(shù)十年遵守承諾積累下的國際信譽。坦率地說，以長和和李嘉誠在大陸投資的份量，拿中國的信譽去換，不值！

何況如今即使留得住長和的“人”，也留不住長和的“心”了。曾經的“李嘉誠投資”是可以給國內一線城市地標建筑加分的光環(huán)，可今天不管是對于政府、大投資人還是中小商戶乃至顧客來說，有他不多，沒他不少。李嘉誠早已不再是上世紀中國人心目中那個“華人經營之神”，不再是似乎可以點石成金的“超人”了。雖然他仍然還是福布斯蟬聯(lián)二十年的華人首富，身價高達500億美元以上，但對于如今全球唯二的十萬億美元經濟體之一、2014年全球最大外資流入國、外商直接投資就達1290億美元的中國而言，卻算不得什么了。

實際上依筆者看來，李嘉誠從大陸的撤資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不是太快而是太慢。

眾所周知，李嘉誠旗下企業(yè)在內地經營獲利的主要模式，與其在香港的做法基本一致，最擅長的就是囤地待漲，而把區(qū)域開發(fā)的責任和負擔盡量推卸給政府和其他人。這種“坐等開席”的手法與內地房地產企業(yè)的主流盈利模式大相徑庭，同行業(yè)者早就有諸多不滿之聲，只是以往大多礙于李嘉誠的名望和地位，當面諱言直陳。直到2012年香港特區(qū)和中央換屆后，李嘉誠似乎終于感受到了壓力，開始了撤離布署。無論其原由何在，這樣的特權者的離開對于市場的公平性、資源分配的合理有效性來說，都是個好消息。

對于年老的李嘉誠來說，家族企業(yè)的接班問題始終困擾著他。圖為李嘉誠和兒子李澤鉅

“李超人”能撤離內地，卻不會撤離香港

李嘉誠從大陸撤退收縮，可其旗下核心企業(yè)一一遷出香港，便只是預防最壞可能的備案。雖然也有一些他要撤資香港的傳聞，但在可預見的未來，李嘉誠或者說他的家族財團并不可能從香港真正撤離，根基也仍離不開香港。所以那些建言李嘉誠要對“養(yǎng)育他的香港”負責的人，本就是杞人憂天。說白了，就算讓李嘉誠跑，甚至逼李嘉誠跑，李超人必定也萬般不情愿。

談起李嘉誠在香港的發(fā)跡史，始于他成功收購和黃公司，然而這和所謂“受到當時國家領導人接見”八竿子都打不著。李嘉誠之所以當時能創(chuàng)下“以蛇吞象”的奇跡，關鍵理由只有一條——他得到了匯豐銀行無保留的支持。事實上，幾年后李嘉誠就加入匯豐銀行董事局，至今仍然是非執(zhí)行董事之一。甚至可以說，長和集團名義上雖是華人財團，實際上卻和英資的關系更密切，這也就是為什么李嘉誠資本轉移的目的地，不是全球經濟核心的北美，也不是近在周邊的亞太，而幾乎全部集中在歐洲，尤其集中在英國。

既然作為匯豐財團的一支，李嘉誠數(shù)十年來享受了對方無數(shù)的支持和幫助，當然也有自己無法推卸的義務。作為匯豐的發(fā)家之地和最主要的收入區(qū)域之一，香港是匯豐不容有失的根本要地之一。李嘉誠當年能拿下香港電力、電訊、碼頭等經濟命脈所系的壟斷企業(yè)，逐步成長為華人第一富豪，背后無一例外有匯豐的強力支持。反過來，為整個財團守護這些命脈也成為了他的責任，沒有安排好接替者，即使有再好的機會和價格脫手，也意味著背叛。那時即使李嘉誠坐擁金山，一旦退出了香港，又該去何處再立基礎呢？

更何況即使只從持續(xù)盈利能力角度考慮，實際在香港多個行業(yè)中都處于壟斷地位的長和系公司，大多也都是必定穩(wěn)賺不賠的金鵝，在全球范圍內都很難找到更加優(yōu)質且又正被標價出售的資產。而李嘉誠已經87歲，盡管看起來他的健康和精力仍然極佳，但生理規(guī)律終究是難以違抗的。將若大家業(yè)平穩(wěn)的傳給二代顯然已是家族最重要的任務，此時前后離港再造江山絕非智計。

只是為了求穩(wěn)，近年來李氏企業(yè)在各項新增投資上也相當保守，而由于正好把持了香港多數(shù)的關鍵基建企業(yè)，又拖累了香港基礎設施建設，相較于地區(qū)其他競爭對手，香港原有優(yōu)勢的在削弱，原來持平的現(xiàn)在則漸漸落后，讓人不得不惋惜香港近年的發(fā)展正應了一句俗話：激流爭溯，不進則退。

關鍵不在李嘉誠，而在香港民眾

李嘉誠繼續(xù)緊緊扎根香港，對于香港這顆東方明珠的未來是利是弊，大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比如開頭提到的羅天昊一文，雖然貌似站在李嘉誠的對立面，但在關鍵之處卻往往為他盡力開脫責任或是轉移要害。最明顯的就是前面還在承認并抨擊香港房地產業(yè)過度畸形壯大，豪商階層迅速固化導致社會矛盾加劇，突然轉折一百八十度的聲稱：“其實李嘉誠只不過是一介小商人，有何能量影響香江、操控香港萬民福祉與未來？”之后更疾力吁請他再作“定海神針”，穩(wěn)定香港，兼顧民生，經營社會。再加上其把香港豪族崛起、社會結構趨于畸形的主要責任，一股腦地推搡到中央政府在回歸后堅持履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承諾頭上，真正“微言大義”的用心所指其實也不言而喻了。

治港思路從最重視商界意見向更全面平衡的傾聽香港社會各個階層意見發(fā)展，這個提法本身在原則上自然是不錯的。從李嘉誠全面從內地撤資可以窺見，盡管還沒有明顯的直接變化浮出水面。但有理由可以推測，以李嘉誠為典型代表的香港大商人們，或者至少是其中的部分，與中央間的關系正在起著微妙的變化。

追述歷史，香港大商人階層的坐大，從根本上說是回歸后香港高度自治地位下必然的結果——中央需要格守一國兩制的承諾，無法直接對特區(qū)具體管治施加指導甚至影響。同時又要保證在回歸后，香港不至于落入原殖民政府策劃好的“接班團隊”，以及西方扶持的反對派之手。選擇暫時倚重具有管理經驗的精英人才，并對香港社會各方面都有重大影響力的商界，其實是幾乎沒有其它辦法的選擇。

在這一發(fā)展演變過程中，坦率地說，香港部分民眾過度自驕、對內地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始終的偏見與隔閡心理，其實是在反面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無論是反二十三條立法，還是否決普選法案，香港反對派有底氣確保相當數(shù)量的基本盤，是他們敢于始終拒絕“忠誠反對派”定位的最大底牌。但香港反對派卻把這些力量全都花在反對中央上，花在將香港本地社會矛盾引向內地方向的發(fā)泄上。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在特區(qū)政府與反對派的長期對峙與對耗之中，李嘉誠等大商人們實際左右逢源，成功引導、操控了香港的發(fā)展方向和路徑，從而積蓄起了現(xiàn)今這樣巨大的財富與力量。

往事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雖然今日之香港幾乎半個城市都已是“李家城”，但這種極少數(shù)寡頭壟斷社會高比例財富，以至于阻礙甚至傷害整個社會的可持續(xù)發(fā)展，并不是歷史上的孤例。遠的有歐美早年“鍍金時代”大資本踐踏法律的明目張膽，近的有蘇聯(lián)剛解體初俄羅斯強盜式寡頭們對國家的實質統(tǒng)治。但當大多數(shù)民眾明確傳達了他們對寡頭們的深切厭惡，而不是對他們“成功人生”的敬畏之后，或者大為收斂，或者被較為溫和理性的新興力量驅逐取代，而社會中下層的上升通道隨之也都有了程度不等的改善。

這些都是可為激勵的前例。更何況香港還能依靠中央政府，依靠內地作為后盾，這是他人沒有也不可能有的王牌?！袄罴页恰蹦懿荒苎永m(xù)到第二代、第三代，關鍵并不在于李嘉誠和他的家族有多么高明，而在于絕大多數(shù)香港人準備好了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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