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8月11日，第一次魁北克會議上的羅斯福（左）、麥肯齊·金（中）、丘吉爾（右）。

一九四五年九月三十日，麥肯齊·金在英國方面的“強烈建議”下第一次向杜魯門詳細介紹了“古琴科事件”經過以及相關文件的內容。不久后，杜魯門從反間諜部門得知助理國務卿阿爾杰·希斯（Alger Hiss）居然也是所謂“蘇聯間諜”。這一系列事件，開始讓杜魯門認識到蘇聯對西方陣營滲透的“嚴重程度”。十月底，聯邦調查局曾考慮依照古琴科所披露的文件資料在美國開展逮捕行動，但由于缺乏可以用于起訴的直接證據，最終不得不推遲。而麥肯齊·金則不愿意單獨先采取行動，不愿在“美國人沒有采取類似行動的情況下，單獨與俄國人發(fā)生直接沖突”。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底，英美多家報紙上又刊登出了聯邦調查局調查蘇聯間諜竊取美國噴氣發(fā)動機技術的報道。這讓金非常警覺，擔心英美有可能通過向新聞界“泄密”的方式來倒逼加拿大政府盡快采取強硬措施。事實上，英國人也確實有這個打算。

一九四六年一月，英國方面開始持續(xù)向加拿大施壓。二月四日，麥肯齊·金終于同意成立特別調查委員會，對涉及此案的嫌疑人拘留并審訊。五日，麥肯齊·金向全體閣僚通報了“古琴科事件”。十天后，第一批共有十二人被捕，最終將近有四十人被捕，其中既有美國人，也有加拿大人與英國人；既有國會議員、政府官員，也有參與“曼哈頓計劃”的科學家。同時，美國的專欄作家德魯·皮爾遜（Drew Pearson）率先在媒體上披露了此事，而皮爾遜的信源據信便是來自英國。

二月十日，杜魯門在白宮接待了英國前首相丘吉爾。丘吉爾花了幾個小時來向杜魯門說明他即將在富爾頓威斯敏斯特學院發(fā)表演說的主要內容，“警告全世界要警惕蘇聯的意圖并呼吁英美進行軍事合作”。在萊弗勒看來，丘吉爾的“高論”顯然打動了杜魯門，而“古琴科事件”這類的插曲無疑成為丘吉爾說服美國政府和民眾最好的“例證”。在《權力優(yōu)勢》書中也曾引述過某位白宮幕僚日記中的一句描述：在與丘吉爾長談后，“杜魯門總統(tǒng)非常希望讓美國的政策更加強硬”。二月二十二日，喬治·凱恩從莫斯科發(fā)出了那封同樣著名的“長電報”，其內容與丘吉爾在白宮的言論遙相呼應。

一九四六年三月五日，醞釀已久的丘吉爾終于在美國富爾頓威斯敏斯特學院發(fā)表了著名的“鐵幕演說”。除了洋洋灑灑地描述蘇聯肆無忌憚地拓展勢力范圍外，丘吉爾特別提到了西方國家內部所隱藏的危險：“在遠離俄國邊境、遍布世界的很多國家，共產黨的第五縱隊已經建立起來，服從來自共產主義中心的指令并彼此協作……共產黨或第五縱隊對基督教文明已經構成了日益嚴重的挑戰(zhàn)和危脅?！被貧w當時的語境，丘吉爾的這段話其實有著非常明確的針對性。

1948年根據“古琴科事件”改編的好萊塢電影《鐵幕》

不過，即便是在“古琴科事件”被曝光之后，美國以及加拿大輿論界也并非一夜之間就倒向了全面反蘇的論調?！都~約時報》還曾在加拿大特別調查委員會第一份臨時報告對外公開后，指出：“這個情報網向蘇聯泄露的內容，大部分都是可以通過戰(zhàn)爭期間各國間軍事聯絡系統(tǒng)獲得的。”換言之，泄露情報的機密等級并不高，甚至本就是戰(zhàn)時有可能彼此交換的信息。此外，根據調查委員會的審訊，也發(fā)現大部分“蘇聯間諜”都是共產主義或者社會主義理念的信奉者，且大多認為在戰(zhàn)爭期間向作為“盟友”的蘇聯透露情報并算不上是“叛國行為”。一九四六年六月，特別調查委員會又發(fā)布了一份藍皮書，認為之所以會發(fā)生這么大規(guī)模的間諜活動正是因為相當多人對共產主義和共產黨產生了“錯誤的同情”。

在丘吉爾以及艾德禮看來，圍繞“古琴科事件”調查的重點并不在于泄露情報的重要程度，而是在輿論上強化蘇聯的敵人形象，制造二元對立的政治氛圍，讓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轉而將蘇聯視為新的敵人。而古琴科本人甚至一度成為“媒體明星”，戴著頭套或面具，頻繁接受采訪甚至在電視節(jié)目上露面，親自向西方民主揭露蘇聯間諜組織的無孔不入與可怕。一九四八年，二十世紀?？怂构旧踔烈浴肮徘倏剖录睘樗{本，拍攝了電影《鐵幕》（The Iron Curtain），使得“古琴科事件”在西方更加深入人心，成為蘇聯勢力威脅西方的“明證”。

首先從冷戰(zhàn)歷史上來看，“古琴科事件”在西方國家產生了深遠的社會影響，幾乎徹底抹除了西方民眾在“二戰(zhàn)”期間積累的對蘇聯的善意和信任，還有效壓制了各國左派的政治活動，也為冷戰(zhàn)的開始進行了輿論“暖場”。歐美民眾對蘇觀感迅速惡化，戰(zhàn)爭期間對蘇的聲援煙消云散，整體政治傾向極速右轉。再從國際關系的層面來說，“不安全感”始終是各類戰(zhàn)略、政策的原始驅動力。雙方之間的互信基礎一旦崩塌，那么就會去無限放大彼此的威脅。在《權力優(yōu)勢》的序言中，萊弗勒就告誡：“（大國）應該仔細思考如何管控彼此間的恐懼，同時還要考慮如何調控它們因為感到自身力量增長而驕傲或因衰落而焦慮的心態(tài)。”

“凱恩電報”在本質上否定了蘇聯政策有任何合法性，“鐵幕演說”轉而將蘇聯對自身國家安全的憂慮和不安全感“描繪成一種非理性的東西”。而“古琴科事件”，則成為這一系列認知的最佳“注腳”。上述這一系列事件在事實上動搖、瓦解了西方陣營內在“二戰(zhàn)”期間累積的對蘇善意和信任感，進而將之視為“錯誤的同情”。隨之而來的“麥卡錫主義”不過是這條“延長線”上的必然產物而已。

一九四六年的美國中期選舉，共和黨時隔十年再一次贏得國會的一個重要背景就是警惕所謂“蘇聯間諜”的政治氛圍。共和黨對杜魯門政府的最大攻擊之一便是其未能有效處理蘇聯勢力在美國國內的滲透問題。整個華盛頓的政治氣候隨之發(fā)生了驟變，胡佛的聯邦調查局也開始公開指責聯邦政府內部仍然隱藏有所謂“共黨分子”。而一九四七年春天艾德禮也在英國成立了“反顛覆活動委員會”，并親自組織英國與各英聯邦國家開展所謂“反間諜合作”。

相較于西方陣營的風云變色，莫斯科當時的對外政策卻顯得更穩(wěn)定。撇開其對內政策，斯大林主導下的蘇聯對外政策更近乎機會主義，“重視意識形態(tài)但又非常講究實際”。萊弗勒就很坦率地指出：“無論是斯大林發(fā)表的講話還是他采取的行動都沒有像一些美國政府的官員所認為的那樣具有威脅性。”他認為跟美國建立諒解或者緩和關系，與蘇聯的國家利益并不矛盾。

若從更長時段的歷史來觀察，就不難發(fā)現這其實是斯大林長久以來對外政策的固有模式。由于蘇聯創(chuàng)建之初就面臨著外界的各類直接威脅，因此斯大林在外交領域所追求的是重視“安全感”，卻常以向外擴張等咄咄逼人的形式來實現。不過，在強勢態(tài)度與意識形態(tài)對抗的背后，基于現實主義的考量始終是斯大林外交決策的底色。例如他既可以在日本侵占中國東北后，為求蘇聯遠東地區(qū)的暫時平靜而放棄中東鐵路，也可以在一九三七年后大力援助中國抵抗日本侵略；他既可以在三十年代與西方國家探討“集體安全的可能性”，也可以轉而與納粹德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即便是在冷戰(zhàn)拉開序幕后，無論是在“柏林危機”，還是在“伊朗危機”中，斯大林看似劍拔弩張的行為背后都顯露出一種現實主義的謹慎心理。若從這個角度來重新審視萊弗勒對“冷戰(zhàn)發(fā)生學”的描述，或能理解其對冷戰(zhàn)起源多元化解釋的意義所在。

1946年2月加拿大媒體上的諷刺漫畫，指蘇聯利用盟友身份掩護盜取所謂“秘密文件”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羅斯?？偨y(tǒng)的遺孀埃利奧特·羅斯福曾與斯大林有過一次會談。其間，埃利奧特曾提出過兩個問題：一、美國這樣的民主國家是否有可能與蘇聯這樣的共產主義國家和平共處，而且任何一方都不會試圖干涉對方的內部政治事務；二、剛剛結束的美國中期選舉是否意味著美國人民對“羅斯福主義”的背棄。斯大林對于這兩個問題的回答都很干脆。首先，他認為雙方和平共處“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合理的，是完全可行的”；其次，他批評現在的杜魯門政府“浪費了羅斯?？偨y(tǒng)所留下的道德和政治遺產，因此才會讓共和黨在中期選舉中大勝”。

在會談的最后，斯大林對于急轉直下的美蘇關系留下了那么一句感慨：“現在沒有人知道是為何而戰(zhàn)。因此我不認為美國政府內某些人大談我們兩國之間關系惡化，會有什么可怕的。但我也認為一場新戰(zhàn)爭的威脅也是不現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