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huán)顧全球時局，這邊不列顛脫歐，民粹主義取勝；大西洋那一邊美國大選，共和黨人基本出局?？梢哉f，“左派”、“右派”界限不再；“保守”、“自由”之分無存。自今以始，政治戰(zhàn)場成為了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本土主義與全球主義的角斗場；自今以始，政治角逐的雙方要么嚴守“國界”——重振吾大美利堅、“這一片神賜的圣土、這一個英格蘭”（《理查二世》），要么青睞多元文化共存的世界主義。

好吧，以上只是提供一種可能性。但這種分野有巨大漏洞——我們似乎太相信這些精英人士（具有話語權的那些人）真的是“世界主義者”了。真正的世界主義者要能坦然面對巨大差異，要能接受截然不同的生活。正因此，純粹的世界主義者寥寥無幾。

某位古羅馬戲劇家可謂世界主義的開山鼻祖，他曾寫道：“他人之事皆吾事?！睆拇耍笆澜缰髁x”這一概念便被賦予無限可能，可以套用在很多情況下。

西方的“世界主義者”大多可以被歸為精英階層，他們擷取世界各地精粹，化多元為統(tǒng)一，打造了所謂“世界公民”的形象。

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公民”是怎樣的一個群體？

這些世界公民的民族各異，積極吸收異國美食這樣看似有趣的文化元素，淺嘗一些異域的思想文化作為裝飾。但亦如在退歐投票中團結一致的英格蘭康沃爾郡村民，這群世界公民有著不盡相同的理念與行為。他們世界觀獨特卻大同小異，教育背景基本一致，價值觀與理念相似。社會心理學家稱他們?yōu)椤肮秩耍ㄔ腤EIRD為英文“奇怪”之意——觀察者網(wǎng)注）”，他們是西方人(Western)、受過良好教育(Educated)、來自工業(yè)化社會(Industrialized)、生活富裕(Rich)、并且篤信西式民主(Democratic)。當然，“局外人士”（新教徒，英格蘭本土主義者）不免感到擔憂、嘆惋甚至鄙夷。世界主義者實際上也在尋找共同群體的安頓之所，但由于倫敦、巴黎、紐約這樣的國際化大都市（還有國際化大學）日益匯通，因此他們處處都能體會到家的歸屬感。

全球化的科技進步、交通的便捷有利于精英們結成自己的圈子。而昔日帝國時期，距離與隔閡讓分布各地的精英們在互相遭遇后得以融合在一起。帝國時期不乏沙文主義者，也鍛造無數(shù)世界主義者?；蛟S他們其實是同一群人。

要戳破世界公民的幻象、縱身躲進他人的文化群體也并非不可能。但就我接觸過的人來說，這些異端、孤僻人士最初卻是天生的局外人。我接觸過這么一位年輕的作家，他曾在亞非徒步旅行數(shù)年，卻不寫作品。還有這么一位雙親皆是福音教士的姑娘，生長在南亞，現(xiàn)居華盛頓。她計劃全家搬往中東，華盛頓只不過是一個歇腳之地罷了。他們不追名逐利，也不是民粹主義者憤懣的那類“局內人”。

就說我吧，姑且曾算個“局內人”。11歲時，我的世界主義傾向達到巔峰。當時，我每周去五旬節(jié)教會禮拜，那兒交流都用多國語言；我參加中產階級的社區(qū)的少年棒球協(xié)會；周末和一群老嬉皮士們共進養(yǎng)生餐；同時我還在圣公會教徒學校上學。

后來，我在全球化的大學上學，住在全球化都市，和來自世界各地的同事們一同工作、旅游、社交。然而我卻越來越體會不到那種純粹的文化差異。

但這也沒有什么錯誤之處。畢竟人類總是尋求一個群體的認同，人類很難時刻保持開放的心態(tài)。

問題的關鍵在于，他們并不自知。在“英國脫歐派”、“川普信徒”和勒龐支持者的眼中，這些自詡為“世界主義”的人士實則自成一派。

他們眼中的多元，在局外人眼中則是精英主義。脫歐投票后，學者彼得曼德勒筆下的倫敦是“一個律師、記者、政論家和知識分子的階級天堂。政治家、擁有巨額外國資助的巨腕集團也漸漸躋身高等階層?！?

那些主張開放國界的倫敦市民一邊大贊阿富汗美食，卻從來沒在移民聚集的社區(qū)住過；那些標榜自由的美國公民一邊叫囂著終結白人霸權，卻堅決不讓自己的孩子去上種族混合學校。在外界眼中，他們高舉多元文化的旗幟，卻是葉公好龍的裝腔作勢。

世界主義者們看不到人類已經(jīng)不再為種族和宗教所限制，民族國家在“局外人”看來也與過去的略有不同：民族國家不過是強大的精英群體為粉飾統(tǒng)治世界的野心借用的幌子罷了。

（青年觀察者莊蘊菲譯自7月2日《紐約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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