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新文化運動不是以打倒孔家店為主調(diào)的話，那新文化運動是沒有意義的，也沒有必要開這個會。嚴格地說，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不能并列起來。甲午以后每一年變化都非常大，從1915年新青年剛開始到1919年的五四運動，中間有很多可能性。1915年完全是帝制崩潰的一個反應，所以要做一些區(qū)分。新文化運動毫無疑問，根本的意義就是打倒孔家店，否則新文化運動那份雜志沒有必要討論，這是我個人看法。

我提出通三統(tǒng)，并不是說三通可以化為一統(tǒng)。這三統(tǒng)的張力非常大，但這這個張力可以成為比較健康的張力，也可以成為一個消耗性的張力，這要看整個社會的氛圍。

無論是霍布斯鮑姆的“短二十世紀”還是阿銳基的“漫長的二十世紀”，這兩種提法都非常西方中心主義。從中國的角度來講，中國的二十世紀，我認為是從1895年開始，從甲午中日戰(zhàn)爭開始。一是甲午根本改變了整個東亞局勢，二是甲午導致整個中國驚慌失措，過度反應。其實大清沒到非要推翻的時候?？涤袨榈幕局鲝垼褪堑壑剖遣荒芡品?，所以必須保皇，只有在整個君主制不推翻的前提下，中國才有和列強有充分打交道的可能性。在這一點上，康有為的認識比任何人都深刻，而且從未動搖。梁啟超就差多了，對于重大政治問題，最核心的政治問題，梁啟超是二流的。

甲午戰(zhàn)爭以后，事實上是有一個可能性的。整整二十年時間，列強在東亞的軍事侵略都存在，所以說，中國在相當一段時間內(nèi)，外部壓力沒有增大。如果康有為的改良操作得法的話，實際上是有可能成功的。從一個更長的歷史來看，我認為中國的二十世紀起點是1895年，而且還沒有結(jié)束。我們今后的思考要有一個更大的空間。蘇聯(lián)雖然存在了六七十年，如果再過五百年，可能就沒有那么重要了。無論學的是蘇俄也好，英美也好，所有這些對中國來說，都是個手段，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回歸中國。假如從這個角度來看，從1895年為二十世紀的起點來看，可能我們對歷史的描述和想象都會不一樣。1895年之后，整個士大夫?qū)τ谥袊鴤鹘y(tǒng)文明徹底失去信心了。鴉片戰(zhàn)爭對于中國倒是沒有那么大的傷害，對于士大夫來說，是個很局部的問題。但是甲午以后變動太大了，主心骨沒有了。

我們現(xiàn)在看西方左派60年代的歷史，強調(diào)偶然性，否定必然性。西方左派越批判資本主義，越變成資本主義的蜉蝣，基本上是在文化上為資本主義開道。文化的資本化基本上是西方左派完成的。我們要擺脫掉這種歷史必然性。大家都認為資本主義已經(jīng)發(fā)展到人類不能接受的地步，為什么會這樣？實際上是我們不斷向資本主義作為歷史必然性的一個投降和妥協(xié)。我剛才提出大清的問題，就是說是有這種可能性，也不排除另外一種可能性。如果帝制不被推翻，中國仍然在一個比較有序的狀態(tài)，并不是說沒有另外一種歷史可能性。蘇聯(lián)的意義就在于以社會主義來抵制資本主義的過程中曾經(jīng)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為什么會走向完全失敗的道路？馬克思最大的問題就是把這個東西完全變成歷史必然性。中國作為一個歷史文化主體，是不是有一個足夠的力量來抵制、消解或者說緩和西方左派這樣一個問題？我們?nèi)匀灰懈鼜姷奈幕孕判?。否則就是資本主義把全世界都毀滅掉以后，人類文明再重新開始。我認為，至少在理論上要擺脫這樣一個歷史必然性。

我們今天這個會是紀念新文化運動一百年，我們也意識到中國已經(jīng)進入不斷重新思考一百年的問題。再過幾年，是五四運動的一百年，再過幾年會是中國建黨一百年。所以會有一個問題，怎么樣來思考一百年？我個人認為要加上一個一百年，你要想想今后的一百年，也即如何看待以前的一百年，需要我們想想，一百年后的中國怎么樣，也要想想，起碼要想想一百年后我們自己期望中國怎么樣。要有這樣一個角度，我們才能比較好的、而不是就事論事地去談從前的一百年。

不以宗教來奠定人類社會的文明，而且人口這么多，疆域這么大，這會對世界文明有極大的貢獻。所以，文化、文明復興應該考慮中國最基本的文明，尤其是儒家核心價值觀念復興的角度。從這個角度來看，這次會議有兩個主題：一是中國現(xiàn)代，包括新中國的正當性問題；二是中國的過去，特別是傳統(tǒng)，包括儒家價值觀念的正當性問題。

這兩個正當性確實是有張力的，不能把這兩個正當性當成互相排斥、互相對立的關系。主張互不相容，對兩邊都是一個災難。首先，在目前的情況下，在中國的現(xiàn)代，包括共和國的正當性，仍然是最吃緊的。儒家不是一個宗教，它要依附于一個政治的和文化的共同體。如果這個共同體被顛覆，那儒家價值的文明復興是沒有希望的。從歷史的角度講，一旦中國的帝制崩潰，毫無疑問中國首當其沖的問題是建國，建立起一個新的國家，才有其他的可能性。建立一個自主的、獨立的、能夠?qū)沽袕姷囊粋€新的國家，是所有人的焦點。誰能夠解決問題，誰得天下。需要強調(diào)的是，在今天的世界格局中，真正自主獨立的國家是非常少的，中國是極少數(shù)自主獨立的共和國。這是今天儒家文明和中國價值復興的基礎。如果一個自主獨立的國家不存在，而是事事都要聽西方的、聽美國的，那么，傳統(tǒng)文明價值要復興是不可能的。

但另一方面，僅僅是國家的層面，遠遠不夠。真正的價值要是個人能夠安身立命，碰到巨大的災難，個人怎么面對？這個是人生非常關鍵的東西。

從這個角度也能看出，在一個基本的價值觀念上，我們?nèi)匀皇抢ьD的。我認為在兩個方面是比較重要的，一是現(xiàn)代中國的正當性問題，但從一個更長遠、更深刻的角度，真正中國作為一個文明要立足世界民族之林，要對自我的、最核心的價值有重新認識，這是中國作為一個國家奠基的基石。當然，這是很長遠的一個工作。

二十世紀西方有兩件事，一是德國的戰(zhàn)敗。在當時整個歐洲文明里面，德國從浪漫主義開始，就強調(diào)德國在當時最落后的，都還沒有政治統(tǒng)一的一個民族。從荷爾德林開始，就是在強調(diào)德國是最有獨特性的。最大的沖突就是一個歷史文化民族和一個普世社會的沖突。德國的這些人，包括尼采、海德格爾、施特勞斯……都反對普世社會，只有一個沒有文明基礎的國家才會歡迎普世價值。尼采后來很失望，所以他后來轉(zhuǎn)到他成為“老的歐洲人”、“好的歐洲人”上，其實仍然在強調(diào)有一個歷史文化的實體，而不是一個抽象的、全人類的普世文化。俄羅斯也認為自己是獨特的，能夠有一套更深的價值，而不是單純的現(xiàn)代工業(yè)、科學革命這樣一個世界。無論德國還是俄羅斯，都徹底完蛋了，并沒有實現(xiàn)他們的抱負。這里面有他們自己文化和文明上的缺陷。尼采為什么后來對德國人那么失望？德國人的根本問題是新教問題，新教是全部的麻煩來源。

現(xiàn)在西方比較深刻的人都發(fā)現(xiàn)代西方的問題太嚴重了——完全的個人主義，只有權利本位，沒有任何義務價值。嚴格說來，除了法律以外，沒有道德的發(fā)展，非常危險。從長遠來說，中國傳統(tǒng)特別是儒家，立足于現(xiàn)實，儒家是唯一一個不以宗教立基的這樣一個人類群體的構成，這是從來沒有過的。而且這比較符合現(xiàn)代民族國家。尼采就批評，西方是虛偽的，明明上帝已經(jīng)死了，應該走向一個非宗教的世俗社會。西方并沒有人真心相信上帝，上帝只是個虛托，所以他覺得西方人虛偽。我們不一定同意他，但問題是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