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斯諾是美國著名新聞編輯、中國問題專家。22歲到中國，1936年7月到陜北，是第一位到革命根據地對話的外國編輯。從那時起的35年來，毛澤東與他5次會面，進行了廣泛的交談，暢談了自己的思想、觀點。著有《西行漫記》、《大河彼岸》等11部書。本文為1939年斯諾在延安再次見到毛澤東后所寫，談及他對毛澤東本人的印象以及對中國革命道路的分析。

本文摘自《毛澤東自述》，人民出版社2023年8月再版。謹以此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30周年！

1936年，埃德加·斯諾與毛澤東在延安（資料圖片）

【文/ 埃德加·斯諾】

從我住的窯洞下去的小路末端，那輛小轎車在咳嗽，看去像一轎黑色瑪麗亞。等我走近時，我發(fā)現(xiàn)那是一輛救護車，車門上清楚地寫著：“紐約華人洗衣業(yè)工會贈給中國英勇的保衛(wèi)者”。原來這就是使我的教會里的朋友感到驚異的毛的奢侈品！這些洗衣工人的禮品在延安多起來了，有時它們用來把空襲中受傷的平民運送到附近的醫(yī)院去。但通常這些汽車只能停著，因為缺乏汽油去開動它們。

實際上，在一個游擊戰(zhàn)線上，摩托救護車是沒有什么用處的。這場戰(zhàn)爭的機動性、農村缺乏公路以及缺乏燃料和服務設備，說明必須有一種特別的醫(yī)療服務。要是華僑和外國朋友把他們花在昂貴的救護車和西藥上面的錢匯到延安來，在當地生產中進行投資，發(fā)展這里的制藥廠和游擊性的工業(yè)，那會造成永久性的價值。但是這些人似乎從未想到中國人完全能夠制造自己的必需品，如果得到資金來購買機器，只需要進口貨價格的一小部分就夠了。如果把買救護車的這筆錢送給八路軍，就可以資助組織部隊的醫(yī)療工作和幫助地方軍事工業(yè)，從而真正救活成百人的生命。可實際上，這輛救護車的主要價值只在于把它的發(fā)動機用于一家工廠的馬力以及最終它拆成廢鐵的價錢而已。

許多人認為延安是中國“反對資本主義”的中心，其實延安所需要的除了槍炮之外莫過于資本和機器了。

那輛救護車出城以后顛簸了幾里路，轉入一個山谷，正像100輛其他的汽車一樣，停下來把我們送到毛澤東家門前石板路的盡頭。這里的“我們”包括黃華，他自告奮勇地陪我前來，想聽聽毛澤東對于歐洲局勢的說明。黃華是我的老朋友，我最初認識他時，他在北京讀書，是燕京大學他這個年級的學生會主席——聰明，富于理想，有當領導的才干。在華北這個最好的美國教會大學里，有許多學生離開風景秀麗的校園去解放區(qū)，黃華是最早離開的學生之一。

黃華已經成熟了很多，現(xiàn)在工作很忙，顯示出沉靜的自信心；他是青年救國會的書記，同時兼延安以北一個學校的校長?，F(xiàn)在在共產黨陣營里已經有教會學校訓練出來的幾十個學生，黃華像我碰到的這些學生一樣，使我感到他比中國其他部分的基督教青年達到更好的心理上的和諧，而那些青年卻難于把自己的宗教背景同他們所生活的社會調和起來。也許這是由于這些基督教共產黨員，在排除了同中國理性主義無法調和的超自然主義之后，確實能夠把基督教的社會教義同他們日常的政治信念結合起來。也許只是因為解放區(qū)的樸素和平均主義的生活使他們產生了這樣一種幻覺。也許正是這里實際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的兄弟情誼吸引了已故比利時神父文森特·萊伯，他率領他的天主教醫(yī)療隊參加了八路軍，并宣稱他認為他的教義同朱德將軍所實行的原則并不抵觸，從而使中國天主教會大吃一驚。

我發(fā)現(xiàn)毛澤東仍舊住在窯洞里，不過陳設比較改進和現(xiàn)代化了。他住的是三間，一間書房、一間寢室、一間客房。墻上抹了白灰，地下鋪了磚，略有一點裝飾。但除此之外，還是很儉樸。我發(fā)現(xiàn)毛仍然只有兩套制服和一件棉大衣。除此以外，他真是身無長物。

第二次拜訪毛之后，我對以前記錄的印象沒有多少可以補充的。戰(zhàn)爭年代沒有使他發(fā)生什么變化。他吃得好些，比以前胖了；他的頭發(fā)剪得短了些；穿的還是同普通士兵一樣的制服。他依舊是普通老百姓的一員，是農民和知識分子的奇特的混合物，在他身上不尋常地結合了極大的政治智慧和土氣的常識。他的革命樂觀主義絲毫沒有動搖；他像以前一樣深信他的共產黨最終將在中國取勝，而且照常通夜為這個目的進行著工作。他仍然孜孜不倦地了解著世界大事，分析著政治形勢。他在晚上處理工作之前，總要讀完附近軍用無線電臺當天抄收的一大疊新聞，從山西前線來的，從全國來的，和從外國來的消息。

可以用毛的政治智慧來說明他在共產黨里的領導地位，但是這說明不了指戰(zhàn)員們和老鄉(xiāng)們對他的愛戴。在說話時，他善于把很復雜的問題講得連沒有文化的人也聽得懂。他慣用俗話和家常的比喻；他從不向聽者講大話，而總是以平等的口氣和人談話。他和人民之間是交心的；他和群眾的思想從來都是溝通的。

革命運動要求它的領袖能夠比旁人早一點看到將來要發(fā)生的事；在這方面毛很成功，所以他的追隨者對他的判斷力產生了極大的信心。1936年毛對我作了一些重要的政治預言時，許多人認為荒誕。很少人相信中共會存活下來；更少人預見到國共會組成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只有極少數外國專家懷疑日本能在幾個月內迫使中國屈服。中國人中有少數樂觀派認為戰(zhàn)爭開始不久日本的經濟就會垮臺；而悲觀派則認為一旦日本封鎖了海岸和占領了主要城市，中國一定會崩潰。

不論他們對中共和中共的事業(yè)態(tài)度如何，現(xiàn)在大多數中國人承認，而且在承認時往往隱隱流露出自豪感，毛澤東準確地分析了有關的國內國際因素，正確地描繪了未來發(fā)展的輪廓。內戰(zhàn)確實停止了，中共和紅軍不但存活下來，而且在全國統(tǒng)一戰(zhàn)線里得到了加強。他曾指出，到了戰(zhàn)爭的某個時期，國民黨的一部分人會賣國投降，成為日本的傀儡；這個預言長期引起國民黨的不滿。但是在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wèi)叛國以后，人們無法否認毛澤東正確地了解政府內部的各派力量。

毛曾預言，如果某些條件不能實現(xiàn)，戰(zhàn)爭將是長期而艱巨的。這大概是歷史上鮮見的事例，一個主張武裝斗爭的領袖居然不向自己的追隨者許諾迅速和容易的勝利。但是他的這種坦率交底防止了人們在幻想破滅時產生失敗主義情緒。另一方面，毛正確地估計了，中國自己的人力物力，只要用革命方式動員起來，具有巨大和持久的力量，從而幫助全國人民建立起更為耐久的信心。

他在1936年7月說：“許多人認為，一旦日本占領了某些沿海戰(zhàn)略要地和實行了封鎖，中國就不可能繼續(xù)抗日了。這是胡說。……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國家，除非每一寸土地都淪在侵略者屠刀之下，還不能說中國已被征服。即使日本占領了中國的一大部分，攫取了人口有1億乃至2億的地區(qū)，我們還是遠沒有打敗。我們還會有很大的力量同日本軍閥作戰(zhàn)，日本軍閥還不得不在整個戰(zhàn)爭期間打一場激烈而經常的后衛(wèi)戰(zhàn)?！?

毛再次闡明了要獲勝必須采取的戰(zhàn)略——也就是后來采取了的戰(zhàn)略：

“我們的戰(zhàn)略應該是在漫長和游移不定的戰(zhàn)線上的運動戰(zhàn)：這種戰(zhàn)略的勝利有賴于在艱險地形上的高度機動性，其特點是迅速的進攻和后退，迅速的集中和分散。那將是一場大規(guī)模的運動戰(zhàn)，而不是長壕、聚眾、堅堡的單純陣地戰(zhàn)……攻堅戰(zhàn)也要利用，但那將是輔助的，次要的……日本的經濟將在曠日持久而昂貴的對華占領的重擔下出現(xiàn)裂痕，在無數非決定性的戰(zhàn)斗的沖擊下，日軍的士氣將發(fā)生崩潰?！?

但是預言還沒有完全兌現(xiàn)；因為毛曾預言，在國內徹底動員（這點還沒有做到）和得到“重要外援”的條件下，中國將贏得最后的勝利。如果毛說的“重要”意味著大量外援的話，后一個條件也還沒有實現(xiàn)。

在我重訪期間毛所作的有些評論也像他以前的猜測一樣尚無定論；不過有些卻已被歷史所證實。我是在1939年9月中到達延安的；當時關于歐洲外交和政治上的大變化消息很少。許多觀察家認為俄國既同德國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已成了希特勒在戰(zhàn)爭中的盟國。毛嘲笑這種想法，并且解釋說，蘇聯(lián)同德帝國主義的對抗矛盾跟它同英法帝國主義的對抗矛盾一樣尖銳。他說只有在俄國遭受直接進攻的情況下，或者歐洲發(fā)生革命運動的時候，俄國才會取消它的中立政策。他認為蘇德互不侵犯條約首先是一個“軍事戰(zhàn)略上的必要措施”，說它沒有政治含義，僅僅是用來保護蘇聯(lián)免受張伯倫企圖同希特勒結成反蘇同盟之害而已。

最后這種說法在那時看來缺乏事實根據。全世界曾受騙相信英蘇“談判”在莫斯科正取得進展。不過幾個星期以前，英、蘇和中國的外交官都很誠摯地（我認為）對我說，英蘇條約肯定會簽字。當時看來，在這樣危急的時刻，張伯倫不可能還在對柏林作出更多妥協(xié)，甚至提議結盟。我要求毛拿出證據，他承認他沒有證據；這只是他對客觀形勢的分析。幾個月后我讀到英國的藍皮書，以及內維爾·亨德遜爵士自己的回憶錄《使命的失敗》，其中透露張伯倫的迷夢果然一直做到最后的5分鐘。

那時毛還預言日本不會參加歐戰(zhàn)，而會試圖強迫西方列強壓中國接受決定。他認為，日本只有在從英美那里擠出足夠的讓步，削弱它們在遠東的政治和軍事地位之后，才會進而奪取印度支那、荷屬東印度、最后是菲律賓。毛說，英國人將試圖“制止在中國的戰(zhàn)爭”。有一次他說，張伯倫認為有必要“犧牲中國以便同日本結盟”。他還預見到，一旦英國或者美國試圖搞一個遠東慕尼黑時，蘇聯(lián)可能會同日本訂立互不侵犯條約——“條件是日本不干涉蘇聯(lián)支援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