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2017年7月5日曹錦清在“首屆中國特色新聞學高級研討班”的講演稿摘編?！?

“返回國情，返回實證，返回歷史”

中國共產黨需要時代敘事

何謂時代敘事？“時代”是指我們這代人所處的歷史時間段而言的，時代的主體是人民，范圍是國家。當然時代也可以指人類所處的時代，但是我們重點關注的是我們民族所處的時代。時代敘事要回答三大問題：

第一，我們現(xiàn)處何地。我們民族的現(xiàn)實生活，包括技術、經濟、社會關系、政治文化等現(xiàn)處何地，要有大的判斷。

第二，我們將欲何往，未來的發(fā)展目標。

第三，如何分階段實現(xiàn)這些預定的目標。

時代敘事即歷史敘事，因為時代敘事涉及到史觀的重建。包括民主現(xiàn)處何地，從何而來，將欲何往。對這三大問題的回答構成了史觀，而且核心就是時代敘事。

共產黨為什么需要時代敘事？因為共產黨不是西方意義上的選舉型政黨，而是領導型政黨，領導黨的領導權，要成為被領導的民眾的共識，就要形成信奉、追隨和服從，領導權轉化為執(zhí)政合法性的強大基礎。

西方政黨為何無需自己的時代敘事

對此我給出的理由是：西方政黨party，它的本意是部分。部分是相對于整體而言，處于對立統(tǒng)一之中。然而在當代西方政治學的哲學中，這是兩個對立的概念。他們認為整體社會只是一個名，是獨立個體的結合體，社會實體是無差別的個人。這是社會契約論的核心，也是西方自由主義的政治學和經濟學、法學的核心。

中國人的思維，是把人放在家、國、天下的關聯(lián)之中來理解的。而18世紀啟蒙學者把復雜的社會系統(tǒng)結構及其歷史演變全部加以屏蔽，認為社會的實體是一個一個的人，這是物理學的原子論在社會學上的應用。以這個原子為起點談權力、平等、自由等概念，建構起一個理想的社會，這個社會是由政治契約所連接的。所以啟蒙契約里的社會皆政治。它同時還受到文藝復興以來再度復興的歐幾里德幾何學的影響，歐幾里德把圖形學發(fā)展為一個演繹推理體系，這對西方的哲學思維影響極大，還蔓延到經濟學、法學和哲學思維中。這種從大前提出發(fā)而演繹出一個龐大的體系的思維方式，在中國思想和著述中都是沒有的。

在個人主義的社會學里，實體是個人，無差別的個人是作為政治的主體，通過選舉贏得多數(shù)，獲得執(zhí)政的合法性。這種政治學說在冷戰(zhàn)以后統(tǒng)治了全球。若把人的具體屬性、人和人關系的復雜性都抽象掉，把其財富屬性、宗教屬性、族群屬性都抽象掉，那么就成為高度抽象后的簡單的量。若說一個人加一個人等于兩個人，如果一個人加一只羊呢，那算什么？

在西方政黨理論中也有把階級作為實體的，像馬克思主義就認為，統(tǒng)一的社會分解為若干個利益對立而不可調和的階級，由此展開階級和階級斗爭。如果各個部分不能組成一個整體，或者說整體分解為勢均力敵或利益不同的party，各個部分找各自的代表，進入政治談判領域議會，這叫政黨理論。

西方選舉政治關注選舉期的選票，關注選民的當下訴求，故而預先排除了整體利益指向的長遠利益。一般來說，整體利益相對于局部利益，長遠利益相對于當前利益，這兩種利益會處于經常性的沖突和摩擦之中?，F(xiàn)代社會中，由相對復雜的社會分工而引起整體的關聯(lián)性，社會是一個共同體，人類也是共同體。整體相對于部分而言，存在著整體的利益。用盧梭的話講，社會中存在著公義。我們必須承認，一個民族的長遠利益，引導、約束著當下的利益。

西方的政黨理論強調局部高于整體，當下高于長遠。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權的核心前提，是承認改革開放引起了社會分化，社會內有很大的張力，但仍然存在著民族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重要的問題是對整體和長遠要做出明確的判斷，這個判斷構成了領導力的第一要素。

時代敘事是民主國家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的理論表達。如果是只關注部分與當下的選舉性政黨，當然沒有時代敘事的必要。西方政黨不代表整體，它不可能制訂中長期的發(fā)展目標，他們全部的焦慮放在當下和部分，他代表誰，他能搞多少選票，輿情怎么變動？這是我對西方選舉性政黨為何無需時代敘事做的說明。

西方式民主的有效運行，需要嚴格的條件

英國的一位史學家霍布斯鮑姆，著有《資本的年代》、《革命的年代》、《極端的年代》和《帝國的年代》四部史書。他在《極端的年代》里介紹，西方民主的有效運行有嚴苛的條件，而非普適。說它們的民主是普適的，在史學家看來是一派胡言。

霍布斯鮑姆認為，西方民主有效運行有四大前提條件：

第一，政治民主的首要條件是對選舉政治合法性的共識。在國民之間對社會問題具有磋商協(xié)商的共識和準備，但共識與準備需要在經濟繁榮的條件下才能實現(xiàn)。如果經濟增量少，要動用存量的分配，內部的斗爭就會加劇。

第二，民主政治要求各種成分的選民擁有相當程度的兼容性。霍布斯鮑姆認為，自由主義政治中的公民或選民純屬理論概念，不是有血有肉的人組成的實體。各國的選民都存在著階級差別、種族差別、宗教差別。這次美國的選舉把它內在的差別性向全世界展現(xiàn)。歐洲的選舉也是這樣，中東選舉的差異其實是宗教與族群，索馬里有62個部族，有62個政黨。

第三，民主政治下的政府不會做太多的治理。在這個意義上講，只有大社會才能有小政府，政府做的事越少越好。西方政治三權分立，國會的設置主要目的不在于治理而在于制衡，對當權的行政權力制衡主要針對的是政府行政部門。所以民主政府原來設計的本意，是有一個剎車制動機制。然而20世紀以來，政府卻承擔了引擎發(fā)動的擔子。19世紀晚期到20世紀初以來，尤其是二戰(zhàn)以來，西方各國政府所承擔的復雜的治理責任，是19世紀不能想象的。那時因為要維護被市場肢解分裂的社會，19世紀自由主義賦予政府的只是治安職能，即守夜人職能。另外還有防衛(wèi)職能。自20世紀以來，所有國家的政府行政職能都不斷擴大，因為公共職能不斷擴大。中國近代以來，我們的行政機構又承擔著更加超常的職能，即“趕超”。西方的制衡職能的那一套政體安排，為什么不適合于第三世界？道理就在于此。

第四，民主政治的重要條件是富裕繁榮。民主成為一國經濟持續(xù)繁榮的工具。民主是一種二次分配機制。而二次分配機制要有不斷做大的客觀現(xiàn)實。所以蛋糕不斷做大，經濟有一個增量，增量的分配通過民主來進行分配，會有吵吵鬧鬧，但不會打起來。

所謂意識形態(tài)，就是常常把特殊說成普遍。這種套路各個民族都干過，比方我們曾經把三綱五常說成是天下之公理，朱熹說成是天理，王陽明說成是良知，總之是普適的東西。但這個普適的價值為什么近代以來在帝國主義的入侵面前屢戰(zhàn)屢敗？這就顯出它的特殊性了，于是被拋棄了。